現代學者研究《古詩十九首》時注意到古人“比興”解詩的現象，朱自清在《古詩十九首釋·前言》中談道：“有些並不根據全篇的文義、典故、背景，卻隻斷章取義，讓‘比興’的信念支配一切。所謂‘比興’的信念，是認為作詩必關教化，凡男女私情、相思別離的作品，必有寄托的意旨——不是‘臣不得於君’，便是‘士不遇知己’。”馬茂元在《古詩十九首探索》中也談道：“解說《十九首》的往往把屈原《離騷》‘以求女喻思君’的表現手法移植過來，產生許多誤解。”曹旭將《古詩十九首》研究的第二階段歸為“以‘比興寄托’的方法注解《古詩十九首》，以元代劉履的《古詩十九首旨意》等專書為代表”。對於教化性比興解詩，朱自清認為是“斷章取義”，馬茂元也稱此法會產生“誤解”，大多持否定的看法，而曹旭認為“‘比興’釋詩是一種創造”，“多了一個角度，也多了一個法眼”。是“創造”，還是“誤解”？對於《古詩十九首》的“比興”解讀肇始於何時？為什麼自唐至清，教化性比興解詩占據主流？其現象背後有什麼深層的原因與意義？本書回溯《古詩十九首》的闡釋史，力求在比興的源起、發展和演變的曆時性結構係統框架中，對《古詩十九首》“比興”解詩現象作一較為全麵的分析和評估。
“比興”乃中國傳統詩論中一個重要概念，最早見於《周禮·春官·大師》：“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後來，《毛詩序》又將“六詩”稱為“六義”。先秦時期的“六詩”或“六義”中，“賦比興”往往是作為詩歌表現的藝術手法，是先秦對《詩三百》創作經驗充滿靈性的體悟。同時，在先秦，“比興”一開始就介入以“諷喻”為目標的“賦詩、引詩、用詩、教詩”等“詩教”活動，如孔子《詩》論中“興、觀、群、怨”（《論語·陽貨》）、“興於詩”（《論語·泰伯》）等。“興”這種“引譬連類”的獨特閱讀方式，成就了孔子對《詩三百》文本政治、道德及倫理含義的解讀，從而凸顯了《詩經》文本的政教功能。古典美學的“以物比君子之德”更是肇始於孔子。《禮記》曾記載子貢向孔子提出君子為何貴玉的問題，孔子認為，玉有“仁、知、義、禮、樂、忠、信、大、地”等“九德”，實質上是將儒家的“五常”（仁義禮智信）道德賦予玉，即玉成為“道德附身”之物。漢朝的劉向在其《說苑》卷一七一中也記載了孔子以水比君子之德的觀念，在孔子看來，水具有“仁、義、智、勇、察、包蒙、善化、正、度、意”等多方麵的品德，其中“善化”即仁德，“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水被賦予道德倫理的內涵。孔子對《易經》的解讀正是在這種“以物比德”的觀念下展開的。
“比興”，特別是對興之內涵的解釋，在中國詩學發展中向來是異彩紛呈的，但也因此常常是“纏夾”多義的，其原因就在於對“比興”的解釋未能清楚地區分作為形式闡釋的審美比興與作為內容闡釋的政教比興。兩漢時期，鄭眾和鄭玄對比興的解釋，奠定了後來“政教比興”與“審美比興”兩個比興係統的基礎。鄭眾說：“比者，比方於物……興者，托事於物”（孔穎達《毛詩正義》引）。純粹從修辭學角度，他認為“比”是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興”則是“起也”，即托諸“草木鳥獸以見意”的一種手法。他強調的是“比興”作為藝術思維和表現手法的審美特點。鄭玄認為：“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孔穎達《毛詩正義》引），將比興跟政治、教化、美刺內容聯係起來，重視閱讀批評所達到的政治教化作用。詩歌創作與閱讀批評具有一定的逆向同構性，蕭華榮先生曾指出：“其實在漢代，比興不僅是創作中婉轉曲折的傳達方式，也是解詩中婉轉曲折的解釋方式。”之後，在中國詩學史上，創作與閱讀批評都關注比興之法，但“審美比興”與“政教比興”交錯發展，文學原則與倫理原則扭結在一起，因而造成某種程度的矛盾與混亂。
鄭眾的“托事於物”、劉勰的“起情附理”、皎然的“取象取義”、李仲蒙的“索物觸物”、朱熹的“此物彼物”等諸說，不外乎“物象”之與事、情、理之間如何關聯及關聯的內容。從根本上講，“比興”乃是一種思維方法，其根本特點在於引譬連類的聯想。從思維結構上講，比包含此物與彼物即喻象與喻體兩項，兩者之間有類的相近的屬性，聯想的方向有一定的邏輯解釋基礎，容易把握；興也包含此物與彼物，但此物與彼物通常通過“感發”而至，聯想的方向更隨意，更難把握。因而，劉勰有“比顯興隱”說。朱自清認為後世“比興”連稱，“興”往往就是“譬喻”或“比體”的“比”。比與興都追求言在於此，意見於彼，有所寄托。因而，在詩歌創作與閱讀批評中常常“比興”合為一詞，即追求言外之意的寄托。
詩歌形式的解讀與內容的闡釋，對於讀者來說同樣重要，而且相輔相成。對讀者來說，更注重政治倫理原則的社會價值還是文學原則的審美價值，決定其對詩歌意旨體味的不同層麵與方向，我們可將之區分為“社會功能派”與“審美鑒賞派”。經學家重視詩歌內容的教化作用，完全是“社會功能派”，重在傳詩、解詩時運用“比興思維”引導大眾將“引譬連類”的方向往政治教化層麵延伸。詩論家重視詩歌創作技巧，重在指導詩人如何運用“比興思維”創作詩歌，達到婉曲含蓄的詩歌之美。顯然，不同的是詩論家們又可分“社會功能派”和“審美鑒賞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