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審美比興”說的主要是詩論家中的“審美鑒賞派”。一般認為在“文學自覺”的魏晉時代，“言情”五言詩發達，“政教比興”顯然跟不上文學創作的步伐。“言意之辨”的玄學理論成果經劉勰、鍾嶸、殷璠及後來唐宋時期的司空圖、嚴羽等一大批詩學理論家的努力，與賦比興理論尤其是“興”的理論彙流，“審美比興”係統在形而上的層麵得以發展。後世之詩歌審美理論如“滋味”說、“興趣”說、“興象”說、“神韻”說、“性靈”說、“境界”說等大都在“審美比興”基礎上發展而來，並影響著中國詩歌的創作與欣賞。大而化之地來說，魏晉南北朝與元明時期“審美鑒賞派”占據主流，兩漢、唐宋時期“社會功能派”引領文壇，而清代呈現出的是兩種學派彙流與交融的景觀。
“社會功能派”的“政教比興”，包括經學家與詩論家兩方麵。“政教比興”肇始於孔子的解《詩》，形成於漢儒經學家的《詩經》闡釋，是漢儒傳詩、解詩的重要方法。在解詩的過程中，漢儒們往往將詩中的“草木鳥獸”等自然物象寄托政教風化、美刺諷諫等義理，對詩進行政治、倫理、道德的隱喻，深掘其中的微言大義。自漢以後，宋儒（理學家）、清儒（樸學家）更發展了漢儒的政教比興之說。不僅經學家，曆代複古思潮中（尤其唐、明清時期）堅持複興儒家詩學政教精神的詩論家和詩人們，均將“比興”的方向引導向政治教化層麵。如唐宋期間，伴隨著唐初陳子昂、白居易的複古與新樂府運動，“政教比興”得以提倡並發展。特別是白居易從儒家詩學立場出發，提倡“風雅比興”、“美刺比興”，在創作上，詩人們接受了《毛詩》以男女比君臣的象征意義，明確地以“政教比興”思維進行創作，如白居易的《新樂府·太行路》小序明確地說主旨是“借夫婦以諷君臣之不終也”。李商隱也說過“為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力均聲同，德鄰義比”。如果說唐代的“政教比興”側重於對詩歌創作的指導，那麼宋代的“政教比興”則側重於對詩歌的閱讀欣賞。宋人繼承了漢儒“政教比興”說詩的傳統並推至詞的闡釋，如劉克莊以比興寄托來評詞，在《跋劉叔安感秋八詞》一文中評曰：“叔安劉君落筆妙天下，……借花卉以發騷人墨客之豪，托閨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所謂“借花卉以發騷人墨客之豪”即借草木以寓情誌；“托閨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即借男女以寓托君臣大義。清代，常州詞派更將“比興寄托”發展為一套解讀詞的理論。張惠言以儒家“詩教”論詞，以治經之法解詞，倡“意內言外”、“比興寄托”，求“微言大義”。陳廷焯在《白雨齋詞話》中也說：“寫怨夫思婦之懷，寓孽子孤臣之感。”明清之際，通過對“比興寄托”傳統更進一步反省與共同體認，詩壇各種詩學觀念異彩紛呈，“性靈”、“神韻”、“格調”、“肌理”等學說各顯其趣，審美比興與政教比興也都得以發展。王士禎的“神韻”說、袁枚的“性靈”說側重於審美比興，而沈德潛的“格調”說和翁方綱的“肌理”說則承接政教比興，認為政治倫理價值優先於審美價值。其中，翁方綱認為詩人所感發之情應是“天性忠孝”之理，所托之物應為經典書籍；沈德潛也主張比興，他說：“事難顯陳，理難言罄，每托物連類以形之。鬱情欲舒，天機隨觸，每借物詠懷以抒之。比興互陳，反複唱歎，而中藏之歡愉慘戚，隱約欲傳，其言淺，其情深也。倘質直敷陳，絕無蘊蓄，以無情之語而欲動人之情，難矣。”盡管沈德潛強調詩歌的審美價值，但又認為詩歌所托之物應用以表現忠君愛國思想，其社會倫理價值是詩歌的最終旨歸。總的來說，“審美價值”與“社會倫理價值”在清代得以廣泛檢討，經學家強調詩歌的教化功能，但同時也認識到詩歌獨特的“審美比興”的特點；詩論家們在“審美價值”與“社會倫理價值”的權衡中各有主張，但將“審美比興”與“政教比興”都納入他們的創作與閱讀批評視野，如馮班認為“詩以諷刺為本，尋常嘲風弄月，雖美而不關教化，隻是下品”，將政治道德作為評詩的最高標準。在清代，儒家詩教傳統得以複興，“政教比興”思想被用於指導詩歌的創作與閱讀批評。
朱自清曾將古代比體詩概括為“以古比今、以仙比俗、以男女比主臣和以物比人四類”。其中，“以夫婦譬君臣”模式成為古代詩歌闡釋的一道耀眼風景。這一模式最早可以追溯至春秋時代賦詩、引詩、用詩時的“微言相感”、“斷章取義”，即含蓄地以男女關係象喻霸主與諸侯的君臣關係。到漢代，以夫婦譬君臣的闡釋策略一方麵源自《毛詩》的闡釋，如《邶風·穀風》、《周南·關雎》、《陳風·衡門》和《小雅·伐柯》等以男女關係比附君臣關係的具體闡釋實踐；另一方麵，王逸在《楚辭》注中開始將自然物象與政教意義的對應關係具體化、係統化。其《楚辭章句》說：“《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比譬賢臣，虯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此處，王逸連舉六種典型例證予以說明“夫婦譬君臣”模式。其後魏晉至唐，大量的詩歌創作有意識地以“男女譬君臣”，特別是由《楚辭》發展而來的“求女喻思君”模式指導創作，大量以女性口吻寫作的詩歌往往寄托著男性詩人懷才不遇、知遇君王以及政治理想抱負等。南北朝時期，劉勰在《文心雕龍·辨騷》篇中說“虯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佞，比興之義也”。唐代杜甫讀元結《春陵行》，和詩一首說“不意複見比興體製”；杜甫用“比興體製，微婉頓挫之詞”來評價元結的《春陵行》、《賊退示官吏》二詩；白居易稱杜甫的《石壕吏》等有“風雅比興”之意。柳宗元在《楊評事文集後序》中說：“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元代楊載的《詩法家數》曰：“古人凡欲諷諫，多借此以喻彼，臣不得於君，多借妻以思其夫，或托物陳喻，以通其意。但觀魏、漢古詩及前輩所作，可見未嚐有無為而作者。”清人方世舉在《蘭叢詩話》中談道：“比興率依《國風》之花木草蟲，《楚辭》之美人香草止耳。愚意兼之以《周易》彖爻，《太玄》離測，尤足以廣人思路。”署名唐代賈島的《二南密旨》更為具體地闡釋物象與政治倫理的關係，用君與臣之關係比喻詩家與物象之關係。其中，在“論物象是詩家之作用”的條目下有這樣一段話：“造化之中，一物一象，皆察而用之，比君臣之化。君臣之化，天地同機，比而用之，得不宜乎。”在“論總例物象”的條目下，又強調說明各種物象與君臣、賢臣、君子、小人之間的比附關係。僧虛中的詩格書《流類手鑒》中，列出五十五類物象的象征比興義，從而使得“夫婦譬君臣”這一詩歌創作與詩歌解讀最強有力的武器得以係統化、模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