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聖歎的“辭達”理論是中國詩學的瑰寶。他對詩體“嚴整與神變”的論述源於中國傳統的結構觀念，與文論史上的“錯雜”說一脈相承。早在《易經·係辭下》中就有“雜越”說：“其稱名也，雜而不越。”韓康伯在《注》中曰：“備物極變，故其名雜也。各得其序，不相逾越。”世上萬事萬物變動不居，但具有整體性與秩序性。而劉勰的“雜而不越”說論點便是對《周易》“雜越”說的推衍。在《文心雕龍·附會》篇中，他用“雜而不越”指稱文章結構的總原則，將文本看做統一的整體結構，注重構成這一結構內部各個部分之間的內在秩序。清代紀昀有眉批曰：“附會者，首尾一貫，使通篇相附而會於一，即後來所謂章法也。”同時，劉勰在《熔裁》、《附會》、《章句》諸篇中將這一總的原則具體化，《文心雕龍·熔裁》篇進而強調文章要“首尾圓合，條貫統序”，“百節成體，共資榮衛”。其《章句》篇中更具體地探討達到這一要求的方法與途徑，“啟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則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斯故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他在其中論述了章與章、句與句之間如何緊密銜接、環環相扣的方法技巧問題。劉勰將文學文本的結構層次大致分為四層，即其在《章句》篇中所言“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而金聖歎在詩歌文本結構層次的分析中，實質上也分為四個層麵，即“字、句、解、篇”。所異之處在於後者根據詩歌文本的獨特性，以“解”代“章”，提出極具創新意義的“分解”概念。詩的分“解”，始於漢、魏、晉的樂府。傳統詩歌中，所謂“解”是樂曲的一章。金聖歎將傳統詩歌結構層次“解”的含義，即“音節停頓處”改換成“意義的劃分處”。同時，在《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序》中，他對“章句”的解釋可謂獨具特色：“章者，段也。赤曰章，謂比色相宜，則成段也。斐然成章，亦言成段則可觀攬也。為章於天，言其成段非散非疊也。句者，勾也，字相勾連，不得斷也。又言連字之盡，則可勾而絕之也。”金聖歎從文本內在的字、句、解、篇入手，探究詩歌的起結、照應、轉換，乃至文勢、文情、文境，從而從“綺交”的“外文”直探“脈注”的“內義”，將詩歌形式的審美鑒賞與內容鑒賞合二為一，熔鑄貫通。
中國古代對詩歌文本結構形式的理論分析，零星地散落在曆代詩話、詩歌選本評點等著作有關“詩法”、“詩格”的探討中。宋元已出現對詩歌“章法、句法、字法”的探討，重點在以句型、句式、詞序、節奏、聲律、對仗及用字等詩句語言組織為主的詩法分析。明代詩學風氣開始有所轉變，以詩體源流正變為詩學理論批評的核心問題，重視詩歌的體製規範及整體風貌，對“詩法”的探討進一步拓展到詩歌整體的風格、氣勢、音調、修辭、繁簡、奇正等層麵。唐寅雲：“詩有三法，章、句、字也。三者為法，又各有三。章之為法，一曰氣韻宏壯，二曰意思精到，三曰詞旨高古。詞以寫意，意以達氣，氣壯則思精，思精則詞古，而章句備矣。為句之法，在模寫，在鍛煉，在剪裁，立議論以序一事，隨聲容以狀一物，因遊如縫衣，必稱其體，是為句法。而用字之法，行乎其中，妝點之如舞人，潤色之如畫工，變化之如神仙。字以成句，句以成章，為詩之法盡矣。”王世貞在《藝苑卮言》卷一雲：“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掇關鍵，金石綺彩，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煉之金。”金聖歎的“辭達”理論是以《古詩十九首》為個案，對明代“詩法”批評的一次理論總結與提升，開創了清代詩歌鑒賞批評的新思路與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