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挖掘勘探過程暫停，古錢幣被帶回成都作科學分析，古道的斷代和論證開始。
參加考察的研究人員認為，從以往的古書上，都無法查證到秦漢驛道裏有平樂這一站點，因此，並不能把這條古道定為秦漢驛道，但就整個發掘結果來看，它的確是在秦漢時期就有路了。
漢代時期，它應該是條羊腸小道，三層路麵最下麵那層紅砂石路麵，就是最早的道路，兩米寬左右。而用小型鵝卵石鋪就的呈40厘米左右的凹槽，且凹槽被小碎石子填平過的路，就是在唐宋時期經曆擴建修繕的道路。那時，它儼然已成為茶馬古道的重要部分，發揮著重要的交通作用。到了明清時期，它又再次經曆了大的修繕，一些地方甚至鋪上了我們現在看到的石板，可見它已經被作為了官道在使用，有專門的人對它進行維護，且這時的路已經寬到四米。這些擴建和修繕，充分說明了當時的經濟繁榮，茶馬互市、貿易往來的程度，從路的情況就可以得到佐證。而且在古驛道主路周圍，還掘出了許多岔路，這些道路向四處延伸，仿佛一隻“千腳蟲”，“腳”伸向各個地方。可見當時此路上的人氣旺盛，商貿往來頻繁。古驛道“串聯”著平樂、臨濟、夾關三個重鎮，其集鎮網絡的地理位置初現出來。曆史上“一平（平樂）二固（固驛）三夾關”的美譽中，就點出了兩個古代重要的商貿重鎮。從邛崍曆史上的交通樞紐地位來看，這條古道應當屬於“蜀身毒道”的一部分。
漢代中央王朝對蜀身毒道的經營活動曆時三百餘年，成就輝煌，意義重大。特別是通道與置吏並舉，奠定了雲南從此成為統一多民族國家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基礎，也使中央王朝全麵控製蜀身毒道，使之和西域道一樣，是一條官方經營的對外交通線，對中國與緬印乃至中亞、歐洲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而雲南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曆史上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門，據曆史記載，雲南哀牢王國的永昌道(今保山)是國內外商人交易的重要場所。公元一世紀（漢明帝統治時期，公元58—75）永昌郡轄八個縣，在這個郡中居住著閩濮、越、印度人和其它民族，如鳩僚或葛僚，繁榮的商業，並出產許多商品。其中，騰衝在國內外貿易中更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地方。而與騰衝相距不遠的緬甸境內的八莫和密支那，作為西方的印度和東方的中國之間的紐帶，也是相當重要的貿易中心，在地理上具有不可忽略的戰略意義。
從一些古代的典籍中我們知道，大約在公元前4世紀，中國與印度已經有非常密切的商業關係。而此時，中國的四川經濟十分繁榮，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談到巴蜀的情況是這樣描述：“巴蜀亦沃野，……棧道千裏，無所不通……一所多易所鮮。”清楚地表明當時的商業已很活躍。戰國末期和秦朝初期，有像巴寡婦清、蜀地卓氏、程鄭等富商的記載。他們過著極其奢侈的生活。秦漢時期，四川商人北至長安、南達南越(今廣西)，他們深知穿過雲南總部，到達滇越國（現在的騰衝及其周圍地區），又經滇越，可達緬甸和印度。
在雲南考古發掘的一些公元前器物中，有劍川出土的紅銅器巴蜀式銅鉞，有滇王墓葬群中的大量青銅器和儲貝器中的海貝、玉石器、瑪瑙、綠鬆石、琉璃珠等裝飾品，這說明當時雲南的經濟文化已達到了高度的發展水平。
關於滇越，《史記．大宛列傳》記載：“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裏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奸出物者或至焉。”
對此，一位印度學者分析道：
“這裏有兩點應注意，如我們所想，司馬遷把野蠻主義歸之於昆明人，因為漢武帝派遣的使者被殺了。我們所獲的所有信息表明，昆明人不會因為野蠻殺死使者，而是出於對外人的敵意，這種敵意即使今日也很普遍。第二，如果他們沒有察覺到他們與鄰國滇越之間業已存在的交換貿易的威脅，他們的敵意不會如此強烈。至於蜀賈在滇越的出現，它可能以兩種方式發生：唯利是圖的商人通過布匹或鹽行賄，到達預定的市場。而且要注意到，部落民族由於世俗的興趣，正常情況下不會反對商人進入他們的領土，但是肯定會阻擋外部統治者及其武裝士兵進入他們的領域。一些商人可能也偷偷走私，否則，他們不能幸免於提心吊膽的旅行。一旦他們越過昆明族的領土，在正常情況下就沒有危險。這條道路對漢武帝可能是關閉的，但對販運蜀布邛杖的商人卻不是。這些商品也從蜀地運到中國的首都，不然張騫怎麼能認識他們？”(Haraprasad Pay著：《從中國至印度的南方絲綢之路》)
三
然而，關於南方絲綢之路的具體線路和曆史地位，史學界一直眾說紛紜，存在著各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般認為有兩條，即經由中亞細亞的內陸交通線，和唐代後因阿拉伯商人行旅販運而開辟的南方海上交通線。對於經由緬甸—雲南—四川這條所謂的“滇緬路”，似乎很少有人注意。
日本學者藤澤義美認為，如果現今從中國通印度的經路加以考察，在西域交通線以外就有：（一）經由西藏的；（二）經由四川—雲南—緬甸的；(三)經由交州—雲南—緬甸；（四）海上交通線等。如果從地圖上看，中國古代從長安通往印度最短的路程是從四川到雲南再轉緬甸赴印度，但這條線路一直到唐代卻沒能充分利用。究其原因，是由於這條路經過的大都是層嵐疊嶂的山嶽地帶，要涉過許多條大小河川和溪穀，自然條件極其惡劣，再加上從四川西南起一直到雲南地方以及上緬甸地帶的許多民族文化未開，所有這些都是構成交通障礙的緣故。換句話說，這是中國古代西南夷的經略很難奏效的緣故。
“那麼，古代的滇緬路的利用情況同由此展開的東西文化交流是怎樣進行的呢？”藤澤義美據此追問道。他認為，這條經路如果同絲路以及南方海上通路相比較，是一條並不引人注意的絲路，但並不能因此便說這條路在亞洲東西文化交流史上沒起到任何作用。以前之所以未引起重視，主要由於這方麵的研究一直比較遲緩，缺少足夠的史料支撐，而今天，由於大南亞在國際政治和經濟格局中的崛起，有關東南亞的曆史研究也已獲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從緬甸到雲南這條經路的曆史以及以這條路為引線的東西文化藉以交融起來的曆史，便重新進入了學術決乃至公眾的視野（藤澤義美：《古代東南亞的文化交流—以滇緬路為中心》）。
那麼，就讓我們順著藤澤義美的思路，把目光投向雲南，這塊古代一直被稱為“化外之地”、頗有些神秘色彩的所在吧。
根據文獻資料，中國知道有雲南地方，起自公元前2世紀，早在戰國時期就曾和楚國有過交往。張騫出使西域歸國後，便向漢武帝建議用官方力量打通這條路，漢武帝遂派王然幹、柏始昌對這條路進行考察，可是到了雲南滇國被滇王所阻，結果沒有通過。盡管如此，但足以表明當時中國對西域和雲南的經營是同時期開始的，並被視為中國經四川、雲南、出緬甸、通達印度的一條最短路程。到了後漢時代，中國對雲南的經營更加積極地向前推進，永平2年，在雲南西部的保山新設立了永昌郡，大概從這時起，漢文化開始在雲南紮根傳播，而且使這條經由進出雲南、緬甸境內的滇緬路溝通中印兩大東方文化的接觸交往真正開始具體化起來。
當時最能說明印度文化經過緬甸影響雲南西部的史料，是《後漢書》中有關哀牢傳和《華陽國誌》南中誌中永昌郡的記載。其中一一舉例說明了從西方傳來的帛疊（棉布）、緬甸產的玉石以及南海的珍貴產物。而最能證明自後漢時代起，通過滇緬路使中國文化和印緬文化直接交流情況的，是撣國遣使中國一事。據《後漢書》記載：“永元九年（公元97年），撣國（緬甸）王雍由調遣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永寧元年（公元120年），撣國王複遣使獻樂及幻人。”關於《後漢書》中所提撣國的幻人（演魔術和雜技的演員）記有：“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
當時的大秦，亦即羅馬帝國，至於“幻人”究竟是不是羅馬人，即便現在沒有定論，但以緬甸為中介，使西方文化由雲南西部傳入中國的事實則是毫無疑問的。
後漢末期，中國實力日漸衰弱，對雲南的管轄和經營也有所鬆懈，致使郡縣的設置變得有名無實，從而使滇緬路重新回到封閉的狀態中。但在三國時，蜀漢丞相諸葛亮為了對抗雄踞中原的魏國，積極鞏固被視為大後方的南宗（當時對雲南的稱呼），不惜親自率領重兵幾度南征。作為傑出政治家的諸葛亮深知僅僅用武力征服“南蠻”是不可能達到長治久安的，所以采取了“攻心為上”的策略，於是便有了是《三國演義》中“七擒孟獲“的故事。正是由於諸葛亮以“德治主義”懷柔諸蠻夷心悅誠服，所以從南中得到了持續的軍事補給，“並出其地之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供軍國之需”，為諸葛亮富國強兵的戰略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當然，這種情形隨著諸葛亮的去世未能長期維持下去，但此間諸葛亮的個人聲望已經在西南諸地深入人心，從而使漢文化得到了有效的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