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救亡與機遇(1 / 3)

歲月的腳步跨進了20世紀的門檻。

曆史已經告訴我們,無論對於中國還是對於世界來說,20世紀都是一個空前動蕩和變革,充滿激烈紛爭的世紀。

對於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葉的中國尤其如此。

首先是席卷全國的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的入侵,使滿清王朝這座統治中國達兩百年之久的東方宮殿,從內部和外部都被劇烈地撼動了。接著是由一群知識精英發起並得到皇帝支持的轟轟烈烈的戊戌變法,由於慈禧太後的鎮壓,在血雨腥風中宣告失敗了。

這一重大事件的背景理應追溯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和1895年的甲午戰爭。 鴉片戰爭戰敗後,中國跟世界的關係出現前所未見的改變。接連的外憂內患,使清政府及一些知識份子逐漸醒覺到必須要改變以自強。自鹹豐、同治年間開始,清政府推行洋務運動,希望能夠“師夷長技以自強”,改良生產技術。各地先後引入外國新科技,開設礦業、工廠,建設鐵路、架設電報網,培訓技術人材;在軍事上亦建立了遠東最具規模的北洋水師。

1894年至1895年發生甲午戰爭,中國被日本打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證明隻靠洋務運動不能根本改變國的落後。於是出現了要求從更基本層麵,包括政治體製上,實行變法維新的聲音。從國際環境上看,日本明治維新發生在19世紀60年代末,當時世界還處於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奪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開始。而西方列強在東亞侵略的主要目標是地大物博的中國,加上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特別是中國太平天國運動對西方列強力量的牽製,都為日本明治維新提供了一個較為有利的國際環境。日本維新派本身也比較注意外交鬥爭策略,盡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間的矛盾。

而中國的戊戌維新已經到了19世紀90年代末,世界資本主義已經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列強通過爭奪殖民地的高潮已經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畢。中國成了列強在東方爭奪的“惟一富源”,出現了瓜分中國的狂潮。這時帝國主義列強絕不願意中國成為一個獨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國際環境對中國維新運動很不利。因為中國土地大,人口多,發展起來對其它國家不利,而世界的資源是有限的。

正是為了讓中國這個睡獅永遠也不醒來,西方對日本的改革維新大力扶持,而對清朝晚期的戊戌變法采取破壞行動。所以,從國家利益角度來說,西方抑製中華民族的發展,從東西方第一次碰撞就開始了,西方抑製中國的政策現在還在繼續,並在可預見的將來仍然會持續下去。而日本土地麵積小,再怎麼發展也不會對西方構成嚴重的威脅,這也就是為什麼日本自明治維新起就一直受到西方扶持的原因。

就在這種內憂外逼的困境之下,氣息奄奄的滿清帝國終於隨著武昌首義的槍炮聲被推翻了。在封建帝製中步履蹣跚行進了幾千年的中國,迎來了曆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政權——中華民國。這無疑是一場劃時代的革命。但幾千年封建製度積累下來的重負,並不能隨著一場自上而下的革命一躍跨進被視為先進製度的西方資本主義體係;相反,西方列強和國內的軍閥列強對孫中山領導的國民政府實行了內外雙重的夾擊和蠶食侵吞,致使這個龐大的東方帝國在隨後的幾十年間陷入了各種勢力爭相割據、社會秩序空前混亂的局麵。在西方乃至近鄰的島國日本眼中,中國仍然是一個貧弱落後、不堪一擊的“東亞病夫”。

種種跡象表明,一場比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入侵更大的民族危機即將來臨。

“九一八”和“七七事變”,便是這場民族危難的開始。

日本軍國主義大規模的入侵,再次把中國逼近了生死存亡的邊緣。

20世紀初葉的雲南被稱為中國“破敗的後院”。

的確,從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到庚子賠款,西方列強無一不是從海上對中國實施入侵的,當他們以勝利者的身份站在談判席上,那些以中國人喪權辱國為代價簽訂的各類不平等條約,把天津、大連、上海等沿海港口城市和地區(包括租界區)割讓出去了。這些“藍色文明”的先驅者靠先進的艦炮強行打開了一個封閉多年的東方帝國的前院,然後以自由貿易為旗號,開始對他們垂涎已久的華夏大地上的自然資源進行肆無忌憚的掠奪。而雲南盡管蘊藏著無比豐富的資源和寶藏,但由於地處偏僻的西南邊陲,似乎像一個待字閨中的處女那樣,尚處於不無憂慮的純情狀態。

20世紀初葉的雲南,怎麼看都像一個與世無爭的“國中之國”,雖然共和與軍閥割據、國共內戰的政治動蕩,不時波及到這個偏居一隅的邊遠省份,但每一次它都能順利地避讓風險,依然故我地保全著那份中世紀才有的安然和從容。

但“七七事變”的炮聲終於把它從這種與世無爭的狀態中喚醒了。

1937年8月,日本軍隊大舉進攻上海,滬淞戰役開始,國民黨中央軍在上海展開了堅決的抵抗,雙方都投入大量兵力作戰,戰爭進行得異常殘酷,此時的蔣介石大概明白,上海淪陷隻是時間問題了。作為中國抗戰的最高統帥,麵對眼前這種嚴峻的情勢,他不得不開始考慮日軍攻占上海之後,順著長江沿線向中國腹地大規模進攻時應該采取的對策了。此刻困擾他的顯然不僅僅是調兵遣將的問題,而是抗戰全麵鋪開後,如何打破上海等沿海港口失陷後日軍的交通封鎖,把中國孤立在國際補養線在外的圖謀,而建立一條能夠及時向前線提供戰時物資的國際性通道,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中國的抗戰是否能夠堅持下去並最終戰勝日本的關鍵性因素。

1937年8月初的一天,一架飛機由昆明巫家壩機場起飛,前往南京。然而飛機起飛後卻飛往西北,繞道西安停留了一晚,然後才飛往南京。

這是當時雲南省主席龍雲的專機,他為什麼要繞道西安呢? 就在一個月前,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日本侵略者發動了全麵侵華戰爭。很短時間,中國北方大片國土麵臨淪陷。地處西南邊疆的雲南,此時雖然聽不到日軍的炮火聲,但是省主席龍雲的心裏並不平靜。從“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侵占我國的東三省,以後又不斷地南下,中國還有沒有前途,這個前途在什麼地方? 正當龍雲對抗戰的前途迷茫無措、憂心忡忡的時候,他收到了一封南京發來的急電,讓他火速到南京去開國防會議,但是(他)沒有直接到南京,然後到了西安,就停了下來。

此時,西安是個頗為敏感的地方。一年以前,由於東北軍首領張學良和西北軍將領楊虎城策劃的一場兵諫,迫使正在磨刀霍霍、準備全力圍剿由江西逃往陝北的中國工農紅軍的蔣介石,不得不放棄“攘外必先安內”國策,響應中共及國民黨內抗日人士的呼籲,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把槍口一致對外。

……當飛機從西安起飛時,機艙裏麵多了三個人。 這3個人是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和葉劍英,因為當時中共沒有飛機,龍雲的飛機繞道西安,顯然是特意來捎上他們去南京的。

中共代表中朱德和葉劍英,是龍雲在雲南陸軍講武堂時的同學,在此國家危亡關頭,他們戲劇性地遇到了一起。

一上飛機,龍雲就向朱德請教,中國抗日戰爭有沒有前途?中國會不會滅亡?當時朱德對他講,第一日本是一個小國,中國是一個大國,你這個小國要想滅亡大國這是不可能的,你蛇吞大象,你吞不進去,所以中國不會滅亡,因此亡國論是沒有道理的。第二呢,日本它又是一個強國,而中國是一個弱國,因此一個弱國要抵抗這個強國,要打敗日本帝國主義,這個不是短時期可以奏效的,必須堅持持久戰。

1937年8月在南京召開的這次國防會議,有全國各省要員和各黨派人士參加。那時,朱德跟龍雲和秘書交談了以後,交換了密碼和聯絡(方法),雙方從那個時候起一直有電台的秘密聯係,一直到解放前夕。與中共代表的多次接觸,增強了龍雲的抗日意誌,在這特殊時期,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曆史定位。

此時的龍雲似乎已經胸有成竹了。

最高國防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天,蔣介石單獨召見了龍雲。蔣深知如果想建立一個穩固的後勤交通補養線,非得在這位“雲南王”身上打主意了。

龍雲1884年11月19日生於雲南省昭通縣炎山區鬆樂村下營盤,原名登雲,字誌丹,彝族。自幼習武,練得一身好拳腳。憑著一股正氣,一身精湛武功,隻身闖進綠林頭子“順江王”餘海山的老巢,一舉殺掉餘賊,為民除害,威振金沙江兩岸。1911年,龍雲與好友鄒若衡、盧漢在四川加入了魏煥章的反清部隊。1911年底,龍雲等率部百餘人投奔滇軍謝汝翼梯團(相當於旅)。從此,龍雲正式加入了滇軍,開始了他不同尋常的一生。

1912年5月,龍雲、盧漢等被送進雲南講武堂第四期學習。龍雲學騎兵科,盧漢學步兵科。1914年,龍雲從講武堂畢業後,分回昭通獨立營任少尉排長。1915年,龍雲被調回昆明唐繼堯身邊,任中尉副官,並迅速得到唐繼堯的喜歡和信任,當上了都督的警衛部隊的大隊長。

護國戰爭後,唐繼堯走上了擁兵自重的軍閥道路,妄圖占領貴州,控製四川,獨霸西南。1920年底至1921年初,滇軍第一軍軍長顧品珍,聯合葉荃的第八軍,通電請唐繼堯下野。1921年2月28日,顧品珍率部進入昆明。唐繼堯被迫辭職出走香港。

1921年夏,唐繼堯策動廣東廣西的滇軍返滇奪權。龍雲被委為前敵司令並任第一軍軍長。1922年3月,唐繼堯複辟成功。龍雲被任命為第5軍軍長兼滇中鎮守使,駐守昆明,成為滇軍實際上的二號人物。

1924年初,唐繼堯擴軍成立建國聯軍總司令部,編製14個軍,龍雲任第5軍軍長。同年底,唐繼堯勾結陳炯明,合謀出兵兩廣,陰謀推翻廣州政府,組織南方政府。1925年,唐繼堯兵分兩路入侵廣西。1925年3月下旬,局勢發生逆轉,滇軍敗退雲南。龍雲的第5軍保留較為完整。但唐繼堯擔心尾大不掉,撤消了包括龍雲在內的各軍番號,將兵權全部交給其三弟唐繼虞。龍雲等人隻領了個鎮守使空銜。

1926年底,雲南反唐鬥爭高漲。龍雲、胡若愚、張汝驥、李選廷四鎮守使順勢上書唐繼堯,提出改組省政府,靠攏廣州國民政府,還政於民的建議。遭唐拒絕。1927年2月6日,龍雲、胡若愚、張汝驥、李選廷等調兵逼進省城,對唐繼堯實行“兵諫”,唐繼堯被迫交出政權。史稱“二·六”政變。

“二·六”政變後,龍雲、胡若愚之間為爭奪雲南的統治大權,矛盾日增。1927年6月13日深夜,胡若愚派兵突襲龍雲住宅,擒獲龍雲,囚禁在五華山。盧漢等人逃出昆明,在楚雄等地集結兵力,在滇軍老將軍胡瑛的指揮下反攻昆明,營救龍雲。胡若愚指揮失誤,判斷出錯,率部撤離昆明,龍雲得救,於同年8月13日出任代理省委員會主席,與胡若愚曆經了三年的苦戰混戰,獲得了最後勝利,統一了雲南全省, 1928年底,南京國民政府發布雲南省政府組織令,委任龍雲為主席。

從1931年起,龍雲在雲南站穩腳跟後,利用雲南相對安定穩定、遠離中原戰亂、自成一體的優勢空間,從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諸方麵實行了一係列整頓和改革,建設“新雲南”,對東南亞各國采取開放政策,均收到了相當的成效,使地處邊疆的雲南成為民國時期國民黨統治區一個引人注目的省份,龍雲也被稱為 “雲南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