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時，龍雲擔任雲南省政府主席已經十年了。此時的雲南雖然是蔣介石中央政府管轄下的一個省，但實際上雲南省政府，大小官吏的設置任選大權都操在龍雲之手，蔣介石無法控製；經濟上，龍雲有自己獨立的財政經濟政策和金融係統，由它發行省內流通的“滇幣”。而蔣介石的“法幣”在雲南長期不能流通；軍事上，龍雲擁有一支四萬多人的獨立武裝力量“滇軍”，全部法國式武器裝備，有較強的戰鬥力。抗戰前，蔣介石對龍雲極為不滿，但因忙於反共內戰，又要對付內地各省新軍閥的反蔣戰爭，對龍雲就鞭長莫及，無能為力了。
而此刻，抗戰使這兩位各懷心思的政治人物不得不麵對同一副棋局，暫時將各自的小算盤收斂起來，集中精神籌劃抗戰開始後的複雜局勢了。
在前兩天的最高國防會議上，龍雲已經主動請戰，提出派遣自己的滇軍開進抗戰前線，他的舉動引起了在場的將領們一陣喝彩。現在，精明透頂的龍雲對蔣委員長召見他的意圖心知肚明。因此，不等蔣挑明意圖，便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日本既大舉進攻上海，其南進攻勢必將很快付諸實行，南方戰區一旦蔓延開來，香港和滇越鐵路就會麵臨被扼斷的危險。因此，國際交通應當預先準備，即刻著手修築滇緬鐵路和滇緬公路，打通印度洋，建立新的戰時物質給養線。雲南可以全力協助這條國際通道的修築……”
龍雲的話音未落，蔣介石便拍手叫好：“好得很！誌舟兄真是深明大義，你我真是英雄所見略同，想到一塊去了！我即通知鐵道部和交通部照此辦理，盡快拿出具體方案！”
龍雲微微一笑，藏在墨鏡後麵的眼睛卻顯得諱莫如深。
三
龍雲主動提出修築滇緬路的建議，其實有自己的一番考慮。
長期以來，作為雲南的最高行政長官，他一麵小心翼翼地提防著蔣介石的軍事滲透，一麵慘淡經營著這個“山之王國”，這位靠軍事政變起家的彝人之子，從被他推翻的前任唐繼堯那兒領略到了交通的重要。其實，不僅僅是唐繼堯，修路開道一直是滇人的傳統。從秦漢開始經營的蜀身毒道和南方絲路，早已融進了一代代雲南人的血液中。路，成為了他們與外部世界溝通的唯一夢想，雲南的每一代地方統治者莫不深諳這個道理，從護國大將軍蔡鍔支持修建個碧鐵路，到唐繼堯派遣高級官員到日本考察現代交通，等等，莫不如此。
唐繼堯主政雲南期間，特別熱心於修築鐵路和公路。1923年，在他的支持下，雲南省交通司籌劃修築滇西公路，這條從昆明達下關，全長411.6公裏的汽車路，由在香港、美國學習土木工程，並在紐約州公路局當過助理工程師，後應召返滇，擔任滇西路二處技監的李熾昌負責設計，是雲南曆史上第一條現代意義上的公路。
“當四輛從越南購入的福特汽車沿著剛修好的昆明至高嶠長14.9公裏的土路上駛來，當唐繼堯卿了清嗓門，站在講台上麵對路邊滾滾人群，打算為這個迫不及待的通車典禮說上幾句什麼，當這條讓人看來如此寬敞如此平展如此壯觀的14.9公裏汽車道上，‘看汽車者’人山人海、擁擠不堪的時候，雲南人對‘交通’的思考，便也從原始，走入了現代。”一位女作家如此感歎道。
還是這位女作家，在她的著作裏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1926年10月，芒市土司方克明率方克勝、方克嘉與部分屬官到緬甸朝山拜佛。那時候，芒市算得上是座山中孤城，既無公路通內地，又無公路通境外。
這夥芒市人照例是坐著轎子、騎著馬，馱馬背上還帶了整整半個月的糧、菜，在荒山野道上奔波了七、八天，這才抵達緬甸的八莫。
從八莫到瓦城，他們坐上了輪船；從瓦城到仰光，他們坐上了火車。
這些土司在自己的家門口，也算是一呼百應、為所欲為的人了，可出門一開眼界，才發現自己的天地是如此的窄。人家的天地是如此的寬。
幾個人站在緬甸初成網絡的公路旁，講著自己的語言，咿哩哇啦，指手畫腳。有人指著公路上奔馳著的幾個輪子的怪物說：“那個叫什麼呀？”
親身體會了現代交通滋味的人，再鑽進轎子，騎上馬背，便能體會到一種在時間隧道裏迷失了的感覺。土司和屬官們在馬背上、在轎子裏，沿著滇緬之間那些布滿荊棘和卵石的山路往回趕的時候，那種越走越敗落、越走越原始的感覺，使這幾位頗有“我家中國”自豪感的滇西人暗自慚愧了。
不需要什麼雞毛信，也不要什麼“以貽誤軍情論處”，十年前，滇西人修路，憑的隻是一腔對現代文明的向往，對來去方便的渴望。
那時候，測量公路的工程師是土司派人專程到瓦城尋訪的。尋訪能人的芒市人在瓦城四處奔走，托親訪友，遞送禮物饋贈，就想請這樣一位“能教我們修公路的人”。
這個人終於尋訪到了，是個印度人，叫賴潑。賴潑一雙腳拖了兩片舊拖鞋，神態傲慢。但他有他的優點：既會緬語，又會傣語，不存在語言障礙，還願意跟著這幾個芒市人到滇西這片大山裏來。
賴潑測路，非同小可。方克明指派了四個自衛隊員陪賴潑滿山裏選線、打樁。自衛隊員背著槍，還得幫賴潑背那些讓人搞不懂是什麼玩意兒的物件。賴潑說：“這是測量公路的儀器。”賴潑憑自己的眼睛“測路”，瞧著這一個山窪順眼了，就讓做“下手”的人往地上打樁，又瞧著哪一個山窪順眼了，又說：“剛才那幾個樁不算數！”
沒有軍情相逼、日本人相逼，那條路一修兩年。芒市到畹町沿線所有村寨的傣族群眾，全都學會了修汽車路，全都議論著將在這個年頭突然插進他們生活中來的新奇物件——汽車。
有時候，他們誤入了賴潑的歧路，那是賴潑測錯了，聲明“不要了”，卻又釘上了木樁的路段。‘路’算是挖出來了，卻沒有了出路，隻得退回，再往另一個山坳裏挖去。那段路上留下的所有汗水、所有傷痛，所有辛勞和不平，便也白白丟棄了。
1928年2月，這條從芒市到畹町的“路”正式打通了。
為了好好地享受一下路的滋味，土司從緬甸買來了四輛小轎車，用竹筏經水路運到遮放嘎中渡口，然後由一百個人輪流抬一輛車，就這樣抬到了公路上。
芒市城西的三棵樹。
芒市土司方克明，在這裏舉行了一個比唐繼堯哪一個“本省第一條公路的第一個通車典禮”絲毫不遜色的儀式。
那些把路修通了的傣家人，本已相繼離開了這條路，回到了各自的家中，這一日一大早，便急急往三棵樹趕來。他們也要看汽車。
當四輛轎車緩緩開到三棵樹下時，芒市人激動起來了，“好啊，好啊！”歡呼聲驚天動地。
麵對這一切，方克明激動地說：“過去，我們芒市人去緬甸做生意，上大山采茶和賣工的有幾千人，現在芒畹公路通車有利於中緬兩國邊民的往來，為子孫造福！”
然而，他第一次乘汽車出門兜風，便遇到了麻煩。這條芒市人學著修出來的路，樣子像是路了，但裏一條真正可以讓汽車行走的路，相去還很遠。
一輛紅色的小轎車載著遊興正濃的方克明及幾位屬官出了三棵樹，出了芒市，車子行走在鬆軟的路麵上，車輪下陷，不時打空轉。方克明連聲叫道：“嗯，嗯，不對啵？不像是走在路上，倒向是走在棉花團上！”
好歹走出了風平，一抬眼，路沒了！車上一位監督修路的屬官說：“咦，路呢？前幾天我還見它在這裏！”
那位到緬甸學會了開車的傣族司機指著坡地上的殘枝敗葉說：“這不是水走過的痕跡麼？是河水把路給衝跑了！”
那一天，紅色的小轎車是讓從寨子裏喚來的人抬回去的。那一群目光裏閃爍著新奇的火苗的村民們，幹脆尾著汽車走，汽車不能走時，人抬著它走；能走時，人望著它走、尾著它走。撤離的土司方克明直嚷嚷著說：“胃口全沒了！胃口全沒了！”
四
芒市人修路的這則逸聞，與其說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倒不如說是一個頗有意味的寓言。
它講述的其實是雲南人對未來和世界的向往和渴盼。
對於“雲南王”龍雲來說，也何嚐不是如此。他在南京當著蔣介石主動提出修築滇緬公路，一方麵固然緣於對抗戰局勢的戰略考慮，另一方麵或許也出於他希望借助這一不可抗拒的戰爭情勢，為雲南落後的公路交通抓住一次難得的推動和發展機遇。在蔣介石那兒，修築滇緬路也許隻是整個抗戰大局的棋盤上的一枚棋子兒，而在龍雲這兒，就不隻是一步棋，而分明包含著他對建設“新雲南”的深謀遠慮了。
可是，自1924年至1937年，在這塊富饒而貧瘠的山地上，勤勞勇敢而又多災多難的雲南人，群策群力、不辭勞苦，平均每年修建的公路，僅90多公裏而已。
即使在經濟還處於很不發達水平的20世紀初期，軍閥出身的龍雲也明白，交通的暢通與否，是決定這個偏居一隅的山地省份最終能否擺脫貧困和愚昧的關鍵。而自古以來，祖先們就世世代代傳下來一個道理：修路是“積陰德”。所以他主政雲南以來，才把那麼多精力用在公路交通及相關政策的製定上。還是在1935年6月，龍雲就曾經親自簽發了《雲南省征用義務工役大綱》。這份大綱將興建交通為首的公共事業當作是全省人民必須履行的義務。自此，在這個山地麵積達94℅的農業省份裏，路就以一種生死相依的膠著狀態，跟那些還不知道汽車為何物的山民們與影隨行了。
從祖先們開鑿出的那條蜀身毒道起，興也是路，廢也是路，這似乎成了山地居民們無法擺脫的一種宿命。
現在，民族存亡的危機，再一次將他們逼到了一條不僅關乎自己的生存，還關乎到國家興亡的公路上。
就在龍雲和將介石商定打通滇緬公路幾天之後，日本外務省和日本第三艦隊司令穀川清同時宣布：在長江口到潮清的中國海岸，對中國船隻實行封鎖。9月5日，日本政府再次宣布，把封鎖範圍擴大到遼寧、青島以外的全部中國海岸。
形勢緊迫，再沒有任何退路了。
蔣介石給這條“抗日運輸線”定下的修築期限是一年。
根據蔣介石和龍雲在南京時定下的“地方負責，中央協助”的原則，國民政府給雲南撥款三百二十萬元。
一年修通滇緬公路，這對於年平均進度才90公裏公路修築能力的雲南來說，簡直是個要命的期限！
但龍雲似乎並不以為然。他嫌的不是期限太短，而是太長！據說當他接到蔣介石的“通令”後，把煙槍一丟說：“一年？太小看我雲南了！頂多四個月，四個月修通！”
當時雲南省公路總局的一批官員和工程師深知這位彝人出身的“雲南王”的急性子，因此並沒有完全把他的話當真，討論施工方案時仍然按照蔣委員長的通令行事。
然而，決定滇緬公路成敗的關鍵還不僅僅是期限問題，至關重要的是選擇線路。
這個問題早已不止一次地困擾過雲南省公路部門的官員和工程師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