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又有和順華僑李枝榮，奉緬王命，以通事陪緬使臣直也奪已（直也，緬語秘書官之意）等3人，攜金葉表文及馴象5隻，大象牙1對以及各種方物赴中國京城。直到光緒十一年（公元1885年）英帝國主義侵占緬京城曼德裏，尚有和順華僑，作為通事隨緬甸使臣在赴京道上。和順華僑許名寬任緬王總理大臣兼警衛隊長。
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許培英撰《得眾（名寬）許老府君墓誌銘》雲：“先生年五十矣，在緬久，誠信孚人，官長、客商皆以重資托為經營，而緬王龐信，凡我中華聘問及商旅事務，欽賜總理大臣，並蒙賞賜鑾駕，入出不禁，漢緬鹹賴之領袖焉。又十年……授例晉銜司馬並請三代封典……”此外，還有一位老華僑寸建柱曾任緬王禦廚師，於緬甸亡國後從和順不遠千裏，去印度洋遮打波兒島（在斯裏蘭卡附近）看望被流放在那裏的錫卜王，兩人談到英帝國入侵舊事，相對垂淚。緬王錫卜之侄疆括（老緬王曼同之孫）於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逃奔我國，先後在騰衝舊屬遮島和縣城居住，請求清廷助緬反英。包括和順歸僑在內的騰衝人民，積極支持他在茅草地的反英起義，疆括於1922年上舊省府、國府書，反英愛國之思，激昂悲憤。其中說：“無日不腐心切齒，繼淚以血，以宗社邱墟人民如虜之奇恥一日未雪，則無以戴麵目於人間，見祖宗於地下。”當時為疆括寫此書的係劉明德。疆括與和順李曰垓及其長子生莊交情甚厚。李曰垓任督辦時間，給疆括定期補助，以作為生活費及反英宣傳費。緬甸穩助司伍甕多，因不幹心於英帝統治，於光緒十二年（1886年）冬奔來騰衝，寓居地也選在和順寸宅，為他作翻譯的是前清舉人張成濂。和順華僑深切同情緬甸的反英鬥爭，譴責緬王腐敗淫亂，媚外降敵。
在這段時間，和順青年有了自己的進步社團。一是光緒年間成立，活躍於辛亥革命前後的“鹹新社”，推寸輔清為社長。社員中有結識孫中山、黃興的，有與陳獨秀深交的。“鹹興社”購置了大量圖書，如嚴複譯的《天演論》及其著《原強》，林紓譯的《賣花女軼事》，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鍾》，等等，遠在家鄉和緬華社會中起到了啟蒙作用。二是成立於五四運動之後、一直活躍到1942年日寇侵占緬甸竄入騰衝時的和順崇新會。1924年，和順青年會在家鄉成立；1925年，緬甸瓦城和順青年會與緬北密支那一帶的促進會合並，成為統一的組織—和順崇新會。它以改革家鄉的政治、思想為己任，公開宣稱“崇新會所代表的是一種廣泛的啟蒙運動”。總會設在瓦城，一切決議付諸家鄉實施。會員還著意發展家鄉文化教育，培養人才，公費送學生到昆明升學，到外國留學。此外，由寸仲猷、李祖華、李敬軒、李鏡天等在緬甸主編出版《和順崇新會會刊》、《和順鄉》雜誌；由寸樹聲與張天放在日本主編《曙滇》（後由張耀參、張德輝、李生莊在上海出版）；李生萱在昆明主編《滇潮》；李生莊在騰衝主編《晨暾》。這些刊物，揭露了舊中國，特別是軍閥統治下的雲南的腐朽黑暗和各種流弊，呼籲改造雲南社會，要求各界重視邊疆政治經濟文化建設。與此同時，他們用實際行動，於歸國後拉偶象，開宗祠辦學校，戒煙土；還於1926年，在曼德裏設立和順書報社駐緬經理處，為家鄉募捐經費訂購書報。經過崇新會會員的努力和充分準備，於1928年又將始辦於1923年的書報社擴建為和順圖書館，這對和順普及文化、科學、教育，培養僑鄉人才有著深遠意義。
從20世紀30年代至1949年，和順僑商經濟有進有退，總的趨勢是一天天蕭條凋零。其主要原因是：國內政治日趨腐敗沒落，人民群眾身受三座大山的壓迫，“九·一八”、“七·七”等事變的發生，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入侵緬甸，竄入滇西，國家多事，民族多難，華僑遭殃，人民群眾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中緬人民身受日寇的奴役和蹂躪，華僑財產大多損失，他們滇沛流離，死裏逃生。同時，世界上出現經濟危機，嚴重影響華僑資本，有的麵臨破產。在家鄉有情況是，一些人複古守舊，尊孔讀經，把從國外得來的僑彙收入揮霍在討親嫁女、朝鬥、打保境等方麵。一些有遠見卓識的人則要求繼續革新、前進。
和順圖書館新館於1938年正式落成，並在館內安置了收音機，出版《每日要訊》，此為騰衝有新聞出版事業之時。同時，出版了《和順圖書館十周年紀念刊》，艾思奇在延安為此寫了《一封家信》。圖書館不但有益於和順，而且有益於整個騰衝及滇西。
和順崇新會會員和所有華僑，於1939年又籌建益群中學。這是雲南第一所也是惟一一所僑辦學校。先是由和順女子師範學校校長李仁傑向華僑募捐籌備基金。鄉人即推李根源任董事長，推舉寸樹聲為校長。寸校長把創辦益群中學比作“建設了一所智慧的果園”。他當時對教育所持的理論和認識是：“我以為斯巴達式的嚴格訓練，對於背負著幾千年的因襲的中國青年是必要而有益的”，“鄉村學校的目的，應該是培養在教室裏、在圖書館裏是優秀的知識學習者，而出了教室、圖書館是優秀的生產者——一種新型的人才”。益群中學形成了艱苦樸素、發奮自強的良好校風。學生學習成績大都優良。部分校友赴昆明考入大中學校，成績名列前茅；少數校友考入北京、上海、廣州、重慶的有名大學；幾位校友留學美國、加拿大、英國、緬甸，獲得博士學位及教授、副教授職銜。益群中學學生，在搞好品德和學業的同時，還親手辟操場、挖遊泳池，打掃全鄉街道巷裏，維持公共衛生。在曆來不種小春、不事冬耕的騰衝，試種成功豆、麥、油菜。寸校長與農民親密合作，學校協助農民興修水利，疏導小河，開辟新河道，修建新橋，改善了灌溉條件，防止了河水泛濫，又幫助農民發展漁業、家禽副業，進行科學飼養。師生植樹造林，綠化全鄉，美化環境。總之，益群中學主要辦好教育，又兼做僑鄉社會建設工作，深受僑胞和農民的讚許和歡迎。解放後任雲南省教育廳長的徐家瑞在為寸樹聲《兩年半的鄉村工作》所作的序言中稱譽益群中學說：“教育與社會打成一片，生活與教育打成一片。”
華僑素有愛國、愛鄉、熱心公益的傳統。他們在家鄉不斷修橋築路，建造公共屋宇，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寸樹聲在《兩年半的鄉村工作》中說：“緬甸是他們的商業事務所，而和順鄉是他們的住宅區，……長期的商業上的積蓄，使他們建築了整齊的住宅（全鄉沒有一所草房）、寺院、街道、橋梁，發達了他們的文化。”又如清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州牧周澍介修和順老橋碑坊，光緒年間建新橋，1939年建新牌坊；光緒年間知事陳宗海倡修、尹其懋捐資督修騰衝、保老橋碑坊，光緒年間建新橋，1939年建新牌坊；光緒年間知事陳宗海倡修、尹其懋捐資督修騰衝、保山間潞江橋。此外，各巷修築的欄杆、月台、石坊、洗衣亭，無一不是華僑捐獻經費。
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重修中天寺玉皇閣，碑記雲：“住持僧正親往老廠、紅廠、戛鳩、阿瓦、新街共募得六百一十二兩。”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重修財神廟，記雲：“緬共收銀叁佰貳拾叁兩玖錢捌分。”鹹豐四年（公元1854年）重修觀音寺碑記：“新街、瓦城銀貳佰玖拾捌倆伍錢伍分。”光緒十九年（公元1893年）重修魁閣，序曰：“一人瓦功德洋銀捌千壹佰拾叁元。”
這些寺觀、宗祠，雖是舊習俗的產物，但到辛亥之後，化舊為新，改為學堂，各得其所用。1904年和順寸輔清留日歸國，創立永昌師範學校，開滇西新學之先聲；1911年李景山創立和順兩等學堂；1915年寸輔清又創立騰越中學；以後李啟慈創辦騰越縣立女子師範，李生莊創辦越騰簡易學校。
和順華僑在發展文化教育方麵是有建樹的。後來新建和順圖書館，盡心盡力出錢者都是旅緬崇新會成員。創辦益群中學的捐款者共522戶，其中國外華僑414戶，家鄉歸僑僑眷108戶。
20世紀20年代末，李曰垓等曾在騰衝設紡織公司。1939年，騰衝縣立中學改為省立中學，和順華僑和全縣華僑捐資擴建校舍。李根源《雪生錄續編》雲：“……惟校舍缺如，騰人在緬經商者頗眾，決定五兒希泌偕騰衝省中校長熊怡琴前往緬甸，用餘名義向僑緬騰商募捐，……曆三月，始歸，共募捐得緬幣10萬盾，建築騰衝省中校舍，費用綽綽有餘。”（此係手稿，藏北京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室。）
其它方麵，如騰衝的印刷術設置，也是和順華僑引進、經營的。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寸嗣伯經緬赴日留學，畢業歸國時隨身攜帶鉛印機、石印機各一部至騰，開設印刷局，20世紀40年代又由和順張家繼續營業，是今天騰衝印刷廠的前身。騰衝另一部印刷機，則是1935年前後，由劉楚湘、李生莊等與緬甸的寸仲猷、李鏡天等建議，請旅緬騰衝華僑捐獻的，後運抵騰衝，最先由縣民眾教育館使用，接著由《騰越日報》使用。老華僑釧文瑞弟兄，不但給益群中學、省立騰衝中學捐了大量資金，還創辦了文輝女子中學。高花園是老華僑寸緬春義送益群中學的。
今天和順之所以有這樣巍峨的中西合璧的建築，之所以能建成優美的風景區，之所以能成為中外聞名的文化之鄉，都是華僑愛國愛鄉的心血結晶。雲南女作家馮永祺陪老作家艾蕪參觀和順圖書館時，敏銳地捕捉了華僑的心靈，忠實地記錄了華僑的語言，熱情地津津樂道僑鄉的每一本書、每一盆花、每一個建築，曰：“這是華僑送的！”“那也是華僑送的！”“都是華僑買了送來的！”（《邊疆文藝》1981年7月號《記艾蕪同誌第三次南行之二》）
四
曆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它向前邁進的每一步，猶如摧枯拉朽、物換星移，在創造新事物的同時，也必將踐踏和埋葬許多被稱之為舊的事物。
曆史正是在這樣一陣伴隨著陣痛和歡欣的過程中一路顛簸向前的。
1939年1月10日伴隨著滇緬公路的正式通車，滇西古商道上的馬幫開始逐漸減少，那條有幽幽長長的古道慢慢衰落了。沒過幾年，發生於20世紀40年代的滇西抗戰，又把這個神秘美麗的“翡翠商城”夷為平地，成了一片焦土，留下了難以愈合的累累瘡傷。
1949年，新中國宣告成立。此後的幾十年間，中國經曆了複雜的政治動蕩和社會變遷。特殊的時代環境和高黎貢山的雲遮霧罩，幾乎把地處祖國西南邊陲的騰衝隔在了“天界”以外，從而也徹底地塵封了驛路商道帶來的文明與輝煌。以後的若幹年，騰衝這座依偎在古絲道身旁的被稱為“極邊第一城”的神秘的翡翠商城，就這樣一場戰火和後來複雜的曆史環境中衰落、毀滅了。輝煌的曆史在這裏產生了斷裂。
1990年代初葉，騰衝的發展速度位居全區五縣（市）第四位，人均地方財政收入159元，位居全省127個縣（市）第75位。而且各種矛盾和問題都顯現出來：一是農業人口的比重過大，勞動效率低。1998年，全縣農業人口占91.9%，比全國的69.6%高出22.3個百分點，比全省的81.8%高出10.1個百分點；在社會勞動力中農業與非農業勞動力之比為78：22；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占50%左右；農產品商品率僅達46.5；近三分之一的農村人口處於自給不能自足、自產難以交換的生產生活狀態。二是教育科技滯後於經濟發展，人才流向不合理。1998年，全縣擁有各類專業人才7803人，占總人口的1.35%，低於全省平均水平。1998年，全縣89.23%的大中專畢業生在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隻有10.77%在經濟建設第一線。三是城鄉發展不平衡，人民生活總體水平低。1998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2160元，全省為1387元，而騰衝僅為1223元，比全國、全省低。四是經濟結構不合理，企業效益差。工業、商業、企業虧損麵大，虧損額逐年增加。1998年全縣有工商企業25戶，虧損16戶，虧損麵達64%……
經濟的衰退，使這個曾經是滇西重要商埠的“極邊第一城”的知名度越來越低，影響力也越來越弱。1935年，胡煥庸教授根據發達與不發達的狀況，曾經將中國分為東西兩部，將騰衝歸為發達的東部，並將騰衝作為劃分的標誌線，即：“從東北的璦輝到西南的騰衝”。而到了1996年，北京經濟信息研究所所長何軼群以“從東北的漠河到西南的瑞麗”為標誌線，分中國為東西兩部，將騰衝歸為了不發達的西部。
就這樣，騰衝從文商立縣的國際商埠城，變為雲南省的貧困縣了。
1990年代的中國，正處在一個新的曆史拐點上。在經曆了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以鄧小平南巡講話為標誌，新一屆的中央領導集體正式啟動了市場經濟的步伐。
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成敗與否，將直接著決定中國的前途和命運，以及它在未來幾十年間的世界格局能否占據一個重要的位置。
這既是一種挑戰，又是一個機遇。
這種挑戰和機遇讓人不由想起半個多世紀以前，抗戰時期中國所麵臨的那種困境。
如果說當年雲南省主席龍雲審時度勢，以滇緬路為契機，將處於蠻荒之地的雲南和滇西帶進了風起雲湧的抗戰洪流，並且順勢而為，使雲南和滇西的社會經濟呈現出勃勃的生機，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那麼現在，當新一輪曆史變革迫近到眼前時，這塊土地上的人們該如何應對？
包括騰衝在內的滇西人民，麵臨著嚴峻的考驗和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