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政策和“部分先富帶後富”為主要標誌，開始了中國共產黨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曆史轉折。其在經濟發展戰略上的首要舉措，就是中國政府改變了優先發展內地和內向型戰略，提出將東部沿海地帶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讓其率先發展起來，帶動全國工業化、現代化的新發展。因此，從思想與實踐相統一的視角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創新，首先是在實施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的過程中起步的。
1978年底，鄧小平提出“部分先富帶後富”政策和中央作出改革開放決策之後，就開始醞釀選擇優先開放和發展的地區。根據我國的地理條件和經濟發展狀況，中央首先把東部沿海地帶作為對外開放的前沿陣地。從1979年中央決定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經濟特區開始，沿海地區的對外開放區域逐步擴展。1984年，14個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島分別被確定為開放城市和開放地區，使我國沿海地區的對外開放擴大形成為南北全線的戰略布局；1985年，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閩南三角地區又被確定為經濟開放區，隨後又擴大到山東、遼東兩個半島，從而形成了一個沿海開放地帶。
與此同時，國家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中開始專門製訂地區發展戰略。“六五”計劃把全國劃分為沿海、內陸和少數民族地區，明確提出重視東部沿海地區的優先發展和帶動作用。
1984年，中共中央作出《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並把對外開放和發展對外經濟關係提到戰略高度，為製定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政策奠定了基礎。“七五”計劃進一步將全國劃分為東、中、西部三大經濟地帶，製定了以三大地帶梯度推移為主要內容的地區經濟發展總體計劃。按照該計劃，20世紀最後十幾年國家投資重點首先集中於沿海地區。“七五”計劃還要求沿海開放地帶要著重開展對外經濟貿易和技術交流，成為對外貿易的基地。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中指出：“當今世界是開放的世界。我們已經在實行對外開放這個基本國策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今後，我們必須以更加勇敢的姿態進入世界經濟舞台，正確選擇進出口戰略和利用外資戰略，進一步擴展同世界各國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技術合作與貿易交流，為加快我國科技進步和提高經濟效益創造更好的條件。”大會強調要從國民經濟全局出發，開放地區應著重發展外向型經濟。
按照中共十三大精神，中央領導人根據對外開放從外向型經濟起步和演進的成功啟示，於1988年1月正式提出了加快沿海地區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報告。報告認為：(1)沿海地區應注重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勞動密集與知識密集相結合的產業。(2)沿海加工業要堅持“兩頭在外”(指把生產經營過程的“兩頭”即原材料和銷售市場放到國際市場上去)，大進大出。(3)利用外資的重點應當放在吸引外商投資上，大力發展“三資”企業。同時，為了有助於推動沿海地區的發展，必須加快外貿體製改革的步伐，進一步搞活企業機製，充分發揮鄉鎮企業的生力軍作用；切實提高管理水平，讓外國企業家能夠按照國際慣例來中國管理企業；促進科技轉化為生產力，充分發揮我國科技開發力量強的優勢。報告強調：當前我國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正麵臨著一個有利的機遇。“為了抓緊利用當前的機遇，沿海地區必須有一個與之相適應的發展戰略。總的來講，沿海一億多到兩億人口的地區，必須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地走向國際市場，進一步參加國際交換和國際競爭，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這樣，“不僅沿海地區的經濟能夠加快發展，能夠提高水平，而且勢必有力地帶動中、西部的發展……這不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都具有戰略意義。”
1月23日鄧小平在這份報告上批示：“完全讚成。特別是放膽地幹，加速步伐，千萬不要貽誤時機”。2月6日，中央政治局第4次全體會議同意上述構想，並決定把它作為一個事關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決策加以部署。3月25日，李鵬在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進一步強調要“不失時機地加快實施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並將它列為今後五年的一項重要任務，要求沿海地區繼續擴大對外開放，加快發展外向型經濟。至此，沿海地區發展的戰略決策最終確立。
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新戰略的提出和實施，開始了新時期中國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經濟發展戰略模式的重大調整。隨著各種促進沿海地區優先發展的政策措施陸續出台，沿海地區日益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重點和突破口，不僅開創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局麵，而且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創新。
新時期實行的對外開放政策，在地域空間上首先是通過實施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從東南沿海的廣東、福建兩省建設經濟特區起步的。之後，經過相繼開放沿海港口城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和經濟開放區的傳遞作用，才逐步擴大到全部東部沿海地帶，並帶動和促進了全國各地區全方位的多層次的對外開放。進入20世紀90年代，我國的對外開放由沿海向沿江、沿線、沿邊的內陸地區逐步展開，從而形成一個從南到北、連線成片，由東向西、逐步推進，包括具有不同開放層次、不同開放功能的對外開放格局。
沿海地區開放地帶也是我國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地區。這一地區著重發展外向型經濟，“引進來，走出去”，率先走向國際市場，積極參與國際經濟競爭與合作，並積極開展同內地的橫向經濟聯合，以充分發揮它們在對外開放中的基地和窗口作用，從而影響和促進了中西部內陸地區向開放型經濟發展，有效地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加快中國大陸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據有關資料顯示，20世紀90年代初，世界各主要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大國的外貿依存度為：加拿大41.89%、法國37.12%、英國36.85%、中國36.41%、意大利30.70%、日本16.36%、美國16.04%、印度14.25%、巴西12.98%。其中進口依存度分別大致為：加拿大20.20%、英國19.58%、法國19.29%、中國17.12%、意大利15.98%、美國8.60%、印度7.66%、日本7.02%、巴西5.19%。這表明，中國已打破長期以來工業化發展的自我封閉模式，開始從封閉型向開放型轉變，推動了中國工業化與世界工業化的接軌。
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的實施，使東部沿海原有的經濟優勢和發展潛能以及得天獨厚的對外開放區位優勢得到了發揮，大大加快了這一地區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東部沿海省份取得了大大高於全國平均速度的增長率，浙江、廣東、福建、江蘇、山東5個省，在改革開放前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改革開放後一下躍居全國的前幾名，連續保持高達兩位數的經濟增長速度，超過了亞洲四小龍快速發展時期的最高增長速度，創造了人類經濟增長曆史上的奇跡。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南三角地區成為幾個帶動中國經濟增長最充滿活力的增長極。
東部沿海地區經濟核心區和增長極的造就，成為中國國民經濟整體高速增長的支撐點和強大的“經濟引擎”，我國開始出現了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整個國民經濟快速增長的局麵。“六五”期間，全國社會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1%，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1%，國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長9.7%，都大大超過了計劃增長4%的速度。大多數工農業產品產量，提前1～2年實現“六五”計劃規定的l985年指標。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國內市場繁榮，對外經濟活躍，財政收入增加，人民生活改善，科教文化衛生事業也有新的發展。“七五”期間，東部沿海地區的高速增長更是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的主要支持因素。從改革開放前後各區域經濟增長速度看，1952～1978年，東部地帶人均國民收入年均增長4.63%，中部地帶年均增長2.92%，西部地帶年均增長3.53%；而在1978～1992年，東部地帶人均國民收入年均增長8.28%，中部地帶年均增長6.73%，西部地帶年均增長7.1%。（參見高伯文《20世紀80年代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及其效應》）
國內外的經驗表明，一個國家和一個區域的發展，關鍵是要尋求具有強大輻射和帶動作用的發展機遇。從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戰略設想與工業化的關係來說，其實質是讓東部沿海地區先加快發展工業化，有條件的地方率先基本實現工業化，然後帶動和支持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最終實現全國的工業化。這一戰略思想突破了長期以來在工業化發展中片麵追求地區間均衡發展的平均主義的思維定勢，開辟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新局麵。
二
然而，改革開放20多年實行的東南沿海發展戰略和主導中國經濟的“非均衡發展” 模式，逐漸形成了經濟的持續增長與地區發展的嚴重不平衡“兩條曲線”並存的格局：東部沿海的“經濟飛地”與“塌陷的”中部、落後的西部以及背著“包袱”的東北老工業基地形成巨大反差。用一些經濟學家的話說：中國各區域間的經濟裸露著一座座高地與低穀……
而這顯然關係著整個國家的命運。
有一組數據明確顯示出該時間段區域發展不平衡在逐漸擴大：1997～2002年，中部人均GDP相對東部的比重從54.14%下降到52.60%，西部人均GDP相對東部的比重從43.08%下降到40.59%；1995～2001年，沿海地區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由88.14%上升到91.62%，沿海地區占實際利用外資比重由85.53%上升到86.88%。而廣大中西部地區外貿和利用外資基本處於“荒蕪”狀態；2001年，東部地區投資占全國的比重為59.65%，而東部地區最終消費占全國的比重最終消費率隻有55.14%；中部地區投資占全國的比重為23.72%，而中部地區最終消費占全國的比重最終消費率卻高達29.23%；西部地區投資占全國的比重為16.62%，西部地區最終消費占全國的比重最終消費率卻達到15.63%……
早在1980年代。鄧小平就提出了“兩個大局”的戰略思想：“一個大局”是沿海地區加快對外開放，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另“一個大局”，就是沿海地區發展到一定時期，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幫助內地發展，沿海地區也要顧全這個大局。
於是，整個“十五”期間，經濟發展的重頭戲之一就是打破地區發展的不平衡，縮小地區間的差距。讓地區協調發展的難點不在東部而在中西部，特別是西部經濟落後地區。所以要持續推進西部大開發，著力讓中部“崛起”，同時振興東北地區的老工業基地。這一主導思想在此後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中被正式寫入“五個統籌”之中。
1999年3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提出，要研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的發展。6月，江澤民號召，要把加快開發西部地區作為黨和國家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2000年1月，黨中央對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提出了明確要求，國務院成立了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拉開了序幕。三年來，國務院頒布了《關於實施西部大開發若幹政策措施》、《關於進一步做好退耕還林還草試點工作的若幹意見》、《關於進一步完善退耕還林政策措施的若幹意見》。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西部地區人才開發十年規劃》。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國務院西部開發辦《關於西部大開發若幹政策措施實施意見》。國家計委、國務院西部開發辦印發了《“十五”西部開發總體規劃》。
1999年3月至5月，江澤民在西安和重慶兩次主持召開西部大開發工作座談會，對實施西部大開發的情況進行總結，確定了下一步工作的方向。
意義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是確保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勝利實現的重大部署，是促進各民族共同發展和富裕的重要舉措，是保障邊疆和鞏固國家安全的必要措施；有利於推動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促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有利於改善全國的生態狀況，為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創造更好的環境；有利於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用好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具有重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意義。
在這股聲勢浩大的西部大開發浪潮下，地處大西南的雲南省顯然麵臨著千載難逢的曆史機遇。
中國西部包括雲南、貴州、四川、重慶、西藏、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10個省區市，占全國國土麵積56%以上，總人口？23%以上，已探明的主要礦產資源總值占全國的一半。與東部地區相比，具有資源豐富、勞動力充裕、投資成本低廉、市場廣闊等優勢。但進入80年代以來，東部沿海地區發展速度加快，東西部差距拉大。資料顯示，1979年到1995年的17年間，中國經濟平均增長速度為9.8%，其中東西部地區的增長速度分別為12.8%和8.7%，東部地區高出西部地區4.l個百分點。1995年以後，中國開始實施向中西部傾斜的政策，國家對中西部地區投入逐年加大，僅1998年，中央財政增加的基礎設施投資中，用於中西部的達到62%；其中西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1.2%，高於東部地區14.9個百分點，創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高水平。但從近幾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比例看，東部地區占65%以上，西部地區僅占15%左右。這與國家對這些地區的投人不相稱，與西部的國土麵積、人口、資源所占的比重更不相稱。日益拉大的東西部差距如果不能得到解決，它將很難使中國經濟在新世紀中一個相當長時期裏得到持續發展，很難使中國的國際競爭力日益提高，還將影響這一地區的社會穩定。
中央決定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就是要通過扶持和加快西部發展，使東西部經濟縮小差距，形成相互補充、相互交融、協調發展的新態勢，促進各種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流動，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更廣闊的空間和新的推動力。但這需要一個艱苦的過程。因為西部開發的經濟環境與當年東部地區發展起步時所處的經濟環境不同，同時西部各省自身的發展條件也不同。所以，西部各省區應該在認真分析自身落後原因和國內國際環境的前提下，確定自己的定位，選擇好突破口，才能在國家和東部地區的支持下獲得較快發展。
從雲南這樣的西部邊疆地區來看，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是市場過小。雲南長期以來在封閉、半封閉狀態下尋求自我發展，對內，遠離中國經濟中心，遠離人口稠密區和高收人地區；對外，與周邊鄰國的經濟交往又受製於國家關係和國際政治環境的影響而不能達到足夠的市場開放度，因此形成了狹小的市場空間。由於沒有大市場，自然就較少受到跨國公司的青睞，難以吸引外國資本，甚至國內資本也不感興趣。雲南要想在西部大開發這一千載難逢的機遇中獲得突破性的進展，關鍵在於開放。要有相當的力度和氣魄實施大開發戰略，這是雲南大開發的前提。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國家和地區的發展都無法自成體係、自我封閉、盲目排外。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充分證明，開放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開放促進了改革的深人發展，開放使中國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大開放帶來大發展是被實踐證實了的事實，也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實。
在西部大開發行動中，各省都在尋找自己的定位，研究自己應發揮的作用。雲南根據自己與東南亞毗鄰，與南亞鄰近的區位特點，以及雲南大發展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把雲南定位為中國連接東南亞、南亞的國際大通道。
這個定位是一個具有大開放意義的定位。這個定位給雲南樹立了一個對外開放的形象，是雲南對外開放的大手筆。它向國內外表明，雲南經濟將進入全國走向世界，表明雲南的開放是中國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中國通向東南亞國家、南亞國家有多條途徑，但是能把中國和東南亞、南亞市場連接起來的省隻有雲南。在地理上具有從陸路進人印度洋地區從事經貿活動優勢的省，也隻有雲南。
雲南在數千年前就有多條通道通往東南亞國家和南亞國家。雲南是中國與東南亞、南亞連接的交彙點和結合部。眾所周知的古代“南方絲綢之路”和近代“史迪威公路”就是通過雲南把中印緬連在一起，把中國同東南亞和南亞連在一起。雲南的這個區位特點使它在經濟全球化、區域集團化趨勢加強的今天有條件成為連接中國、東南亞、南亞三大市場的樞紐、溝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鏈環。因此恢複和重建中國連接東南亞、南亞的國際大通道將成為曆史的必然。
中國雖然不是印度洋國家，但雲南卻是中國最鄰近印度洋並和東南亞毗鄰的省。它與緬、老、越三國直接接壤，與泰、孟、印等國鄰近，是中國唯一能夠通過公路、鐵路和水路等多種交通方式最便捷地進人環印度洋地區和太平洋與印度洋交界地區的省。經過10多年的交通建設，雲南一方麵可以通過兩縱兩橫的鐵路網絡、7條國道公路、62條國內航線連接中國腹地。另一方麵通往周邊國家的一條鐵路、7條高等級幹線公路、8條國際航線的對外交通體係也基本建立。雲南境內鐵路向南延伸可至東南亞，向西延伸可達南亞。目前正在加緊進行的泛亞鐵路、亞洲公路網、瀾滄江——湄公河航運、中緬陸水聯運大通道的建設，以及未來中印公路的修複、中印緬孟通道的開辟，將使雲南真正成為中國又一個對外開放的前沿，成為中國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區的出海通道，是中國進人印度洋的捷徑之路。
從昆明經陸水聯運通道進人印度洋的仰光港僅需約1200公裏，進人吉大港3330公裏，進人加爾各答3978公裏。經伊洛瓦底江這個通道由仰光到南亞、中東、非洲、歐洲各國較中國上海、廣州、湛江、防城等港口到上述地區近3000～5000公裏運距，運時也縮短5～8天。如果從昆明沿原史迪威公路北線進人印度東北部，僅有1406公裏，從中國邊界進人利多僅494公裏。若從密支那（即離我國邊境最近的緬北最大城市），經曼德勒沿鐵路南下至仰光，僅1170公裏。沿史迪威公路南線畹町進人印度東北部需1629公裏，從畹町到印度利多811公裏。從航線來看，目前從雲南進人印度東部最大的港口城市加爾各答，要繞道曼穀，剛好走了一個三角形的兩條邊，時間需近5小時，還要在曼穀停留一夜。如果從昆明直飛加爾各答，則走了三角形的一條邊，時間要節省一半左右。因此無論從何種角度看，中國尤其是西部、西南部要進人印度洋和印度洋與太平洋交界的東南亞地區，雲南都應是首選的交通要道。
雲南自古就是商品貿易集散地，它把西南及內地的商品轉運到東南亞及南亞地區，又把那些地區的貨物源源不斷地運送到內地。雲南現有10個國家級口岸、10個省級口岸、20多條出境公路，近100條對外通道，麵對著5～6億人口的次區域市場即印支三國、緬甸、孟加拉國國和印度東部、東北部市場。印度洋地區、南亞地區國家的經濟均屬資源型經濟和農業國，輕紡、家電產品均需從國外進口。它們對工業品的需求量極大，而且中低檔工業品、中低價位的工業品最受廣大民眾的歡迎。而中國在輕工產品、家電產品、紡織服裝產品、皮革加工品、金屬產品、通訊器材、光學儀器等方麵供給能力很強，產品質量過關、價格低廉，應以雲南作為進出口產品的基地，雲南邊境地區已建立了經濟開發區，應進一步按照對外貿易中轉站的要求，完善其功能，使其形成麵向南亞、東南亞的貿易中心。“中國昆明出口商品交易會”已列為國家對外經濟貿易洽談的“五個交易會”之一，應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擴展到南亞國家和印度洋其它國家，爭取把麵向印度洋國家的貿易洽談、商品展銷和商務活動中心放在雲南。
雲南向南可直接進人東南亞，向西可接南亞。雲南是瀾滄江—湄公河六國的參與方之一。90年代初在雲南和湄公河流域5國的積極推動及亞行的支持下，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1996年啟動，在交通建設方麵已取得很大進展。瀾滄江流經雲南省8個地州，流域內有長達1300多公裏的邊境線，有多種豐富的資源、廣闊的土地。流域內還有4個國家級口岸，7個省級口岸。由這些口岸到中南半島國家，比由東部沿海港口到這些國家縮短運距3000多公裏。90年代以來，我方邊境貿易、旅遊以及與之相關的加工業和第三產業發展迅速。與境外交易的商品來自全國各地，並開始由邊貿向轉口、期貨貿易發展。貿易與技術、設備、勞務輸出相結合，使雲南成為這一次區域開展經濟合作的基地。
雲南也是中印緬孟次區域合作的發起方和參與方。曆史上中印緬孟就有過很多合作和交往。中國和雲南通過緬甸走向世界，走向環印度洋和環太平洋地區，在古代和現代都有過成功的範例。曆史告訴我們，凡是中印緬孟通道暢通、開放合作的時期，就是貿易和經濟繁榮的時期。在區域合作成為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的今天，中印緬孟地區各國已意識到這一地區合作的重要性。1999年在昆明成功召開了首次“中印緬孟地區經濟合作與發展國際研討會”。四國代表團聯合簽署了“昆明倡議”，旨在推動四國在雲南、印度東部、東北部、緬甸、孟加拉國國這一地區的經濟合作。由此可見，雲南是兩個次區域合作的策源地和結合部，有條件成為兩個次區域開展經貿活動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