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麵各卷，沒有這麼多批判民粹派的言論了，我大量摘錄的，全是“反對修正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和平過渡’是反動的有害的空想”之類。即使有人來檢查這個筆記本，我也不怕。可是，在林彪倡導下，當時背誦《毛主席語錄》、背誦“老三篇”成風。我卻在“通俗和庸俗”一條下，抄錄了這樣一段：
庸俗化和淺薄同通俗化相差很遠。通俗作家應該引導讀者去了解深刻的思想，深刻的學說，他們從最簡單的眾所周知的材料出發，用簡單易懂的推論或恰當的例子來說明從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結論，啟發肯動腦筋的讀者不斷地去思考更深一層的問題。通俗作家的對象不是那些不動腦筋的、不願或不善於動腦筋的讀者，相反地，他們的對象是那些確實願意動腦筋、但還不夠開展的讀者，幫助這些讀者進行這件重大的和困難的工作，引導他們，幫助他們開步走，教會他們獨立地繼續前進。在庸俗作家眼裏讀者都是一些不動腦筋，也不會動腦筋的人，他不是啟發讀者了解嚴整的科學的初步原理，而是通過畸形的簡單化的充滿庸俗玩笑的形式，把某一學說的全部結論“現成地”奉獻給讀者，讀者連咀嚼也用不著，隻要囫圇吞棗就行了。《評（自由）雜誌》，一九O-年秋，全集五卷二七八一二七九頁）
假如當時我公開說，背誦語錄，立竿見影，很像是一些不動腦筋，也不會動腦筋的人，將一些畸形的簡單化的東西，連咀嚼也用不著，隻要囫圇吞棗，仙丹似地吞服下去就行了，肯定會以“惡毒攻擊”之罪被抓起來。
又如，當時的指導理論否認曆史上統治階級有任何讓步，隻承認有反攻倒算。我則在“改良措施的兩麵性”標題下，摘錄了這麼一段：
改革能夠當做預防性的反動，也就是說，當做一種反對革命階級但也多少改善這個階級處境並以此防止統治階級垮台的措施。（《被自己的撰稿人揭穿了的司徒盧威先生》，一九O三年四月一日，全集六卷三二三頁）
明明白白地肯定了改良是有的，而且有“多少改善革命階級處境”的作用一麵，縱然是次要一麵。
甚至直到第十九卷，我還在“隻有獨立的功夫才能判明爭論的是非”的標題下摘錄了這麼一大段：
怎樣去尋找真理呢？怎樣弄清互相矛盾的意見和論斷呢？
每個有理性的人都知道，如果為著某個問題而發生熱烈的鬥爭，那麼為了確定真理，就不要隻看爭論的雙方的聲明，而要自行審查事實和文據，自行考察，看看有無證人的口供以及這些口供是不是確實。不消說，這不是時常都容易辦到的。把湊巧碰到，偶然聽到的較為“公開地”叫喊的東西等等信以為真，自然要“容易”得多。但是，以此為滿足的人，就叫做“輕率的”、輕浮的人，誰也不會認真地理會他的。不用相當的獨立功夫，不論在哪個嚴重的問題上都不能找出真理；誰怕用功夫，誰就無法找到真理。（《幾個爭論問題》，一九一三年四月，全集十九卷一三五一一三六頁）
為什麼不嫌繁冗地抄上這些，當時恐怕自己也說不清，現在回顧，下意識裏顯然是對於“大字報…‘大批判”的蠻橫武斷文風的反感。
今天對列寧理論如何研究，是另一問題。而當時即使是讀列寧，也會讀出不利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無產階級革命派”不便不敢反對的結果，則是事實。一邊不利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邊也就有利於後來“徹底否文化大革命”。難怪要以“一句頂一萬句”，來作揚此抑彼、重此輕彼的釜底抽薪之計了。
過去聽說中世紀教會，禁止將《聖經》普及到人民中去，總覺得難於理解。重檢這本《讀列寧全集》筆記，可以有解答。
話說回來，仍然是“讀書無禁區”。時候不同，“禁區”不同，隻要你開卷，終歸會有益。盡管最初高舉“讀書無禁區”旗幟的《讀書》雜誌，已經革除“文人氣”而日進於學術之林，非複“讀書”可限。我用“讀書無禁區”來注解“開卷有益”，這個卷還是可以交得出去的吧。是為代序。
二00二年十月九日，舒蕪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