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悠久漫長，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無論是國家還是個人，絕大多數時間裏是眼睛向內的，缺乏主動合作的習慣，也很少分享利益的意識。大人物爭王稱霸，小人物獨善其身，富戶錢財傳家，俠客笑傲江湖，無論是英雄豪傑還是市井小民，對自己的本事都十分在意，卻不屑於借助別人的力量。很多人追求個人的功名利祿，但共享榮華的多不久長。聖人們對個人作用看得很高，重視個人奮鬥，鼓勵人們出人頭地，認為這關乎家國的成敗和興衰，即修身才能齊家、治國，進而平天下。從基礎的意義上說，這是有道理的，今天也不過時。但修身的內涵十分廣闊，包含著人與人的合作及家與家的合作，否則就如同一個個的沙子，何談治國平天下？
曆代的大家們也都講“和”，講“和為貴”，強調家庭和鄰裏“和睦”的重要。相對而言，對“合”的論述就顯得很少，對“合”的闡釋也不那麼精細。春秋戰國之時，先賢們把“人和”看成比“天時”、“地利”更加重要的戰略性因素，卻多把“合”當作權宜之計。也有少數人從戰略層麵促“合”，如鬼穀子、蘇秦和張儀等，都曾經推動風雲際會，因此成為縱橫家的代表。不過，他們都精於縱橫捭闔之術，把合縱連橫當作言說的技巧。相傳鬼穀子著有《三書》，現存的《鬼穀子》有捭闔之術十餘篇，但“縱橫”概念隻出現在三處。至於縱橫本身有什麼意義，現存資料無係統解釋，主要從鬼穀子的弟子蘇秦和張儀的曆史實踐活動中分析歸納，多見縱橫之術，而無縱橫之學。不僅如此，隨著秦王掃平六合，漢武帝獨尊儒術，百家爭鳴如過眼雲煙，縱橫家也如同曇花一現，“合”的思想則再無更大的張揚。
從國家的層麵看，大唐強盛、四方來賀，如“合”字那樣“一人一口”似的互利互惠的情況則不多。從明朝到清朝，即1368年到1911年之間，西方發生了兩次巨變，一是文藝複興，二是工業革命，思想和技術翻天覆地，一躍站到了世界的前列。而中國則實行海禁，切斷了與外國通商的路徑，自以為會永遠是中央大國。明代以前，要麼官方派船出海，要麼經官方許可後私船出海，從未有海禁一說。朱元璋建立明朝後海禁，既不許私人船隻出海，也不派官方船隻出海貿易，外國商船亦不許來華，中外物品交換被嚴格限製在規模甚小的朝貢貿易範圍內。雖有鄭和七下西洋，但出海的目的眾說紛紜，不管是為了尋找明惠帝，或者是為了炫耀兵力，還是為了以中國的瓷器、絲綢等產品換取海外國家的補藥、香料和奇珍異寶，滿足王公貴族的享用，反正不是為了互利互惠的國家利益和百姓的利益，更不會有利益分享的觀念。
中國經曆了幾千年的自然經濟社會，一直是小生產者的汪洋大海，即使經商的人，本質上和農民沒什麼兩樣，基本上保持著同樣的心理、同樣的文化和同樣的習慣，即“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根本談不上合夥做事、利益均沾。在古代西方，沒有當時中國那樣的大一統局麵，城邦式的國家星羅棋布，國與國之間戰爭連綿，但相互間的合作也是持續不斷的，戰前簽署聯合的協定，戰後按契約分配領地、奴隸和其他財物。中世紀末，西方貿易集中在地中海，多數貿易以一家一戶為單位，但也有幾個人簽訂合約的，把資本交給一個人去搞，賺了錢後大家分，風險共擔。到了16世紀末、17世紀初，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西班牙人繞過好望角到達印度，開始了遠洋貿易的曆史。漂洋過海地在東西方之間往返，不僅需要很多資本，而且貿易的風險也大，小船幾乎都是有去無回。於是，人們湊錢建造大船，提供遠航貿易的經費，最後按出錢的多少分利，公司製企業也就誕生了。
160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此後，類似的合作組織形式遍布西方，合作經營、分享利益的理念也逐漸深入人心。在中國，16世紀末、17世紀初，正值明朝神宗朱翊鈞（1573-1620）統治時期，後來經過光宗常洛（1620）、熹宗由校（1621-1627）和思宗由檢（1628-1644），這個中國最後一個漢人的王朝就土崩瓦解了，但漢人的文化並未消亡，後來被蒙古人和滿清全盤繼承。正因為錯過了16世紀到18世紀之間世界文明發展的兩次大機遇，中華民族落在了世界民族之列的後麵，積貧積弱，任人宰割，千瘡百孔！不過，文明是相通的，也可以共存、共享和共榮。由於幾千年來國家封閉和觀念內向，不但延緩了中國人追趕人類前進的腳步，而且一度變成了西方列強們爭搶的俎肉。今天，中華民族重新覺醒，在霸權的圍堵中正在重新崛起，主要得益於國家的改革和開放。然而，文化的變革非一日之功，甚至需要幾代人的努力。目前，在全球化浪潮洶湧澎湃，沒有哪個國家能置身事外，要在多元化競爭中把握沉浮，在敢於競爭的同時必須善於合作，否則隻能踉蹌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