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陳增出任礦監的同時，宦官馬堂也在山東征收店稅，並采取了公開持械搶劫的方式，反抗者以抗旨懲辦，致使中產之家多半破產。馬堂每年在山東抽稅十五六萬兩，自己私吞一半以上。當時有人統計，馬堂在山東的七年時間，所吞食的稅銀及搜括民財共計達到了130多萬兩。對此，陳增十分眼紅，急忙上書皇帝，請求兼管山東的店稅。“九千歲”的權閹魏忠賢得到萬曆皇帝批準後，陳增將掠奪之手也伸向經濟較為發達的臨清，並因爭設稅卡而與馬堂發生矛盾。後來雖經調解，兩人還是爭相設卡，重疊征稅。一些窮鄉僻壤沒有店鋪，集市上賣的柴米油鹽都要交稅，山東官民深受其害，陳增和馬堂卻發了橫財。
陳奉是萬曆年間最驕橫的礦稅使之一。他本是禦馬監的奉禦，於萬曆二十七年被派往荊州征收店稅，兼采興國州礦洞丹砂及錢廠鼓鑄事。他一人兼領數職，權重勢大，十分驕橫，每到一地都劫掠行商，欺壓官民，所求稍有不遂，官吏即遭鞭笞。其黨羽爪牙則直入民宅奸淫婦女，無惡不作。富家大戶被迫傾家行賄所在多有。更有甚者，陳奉在荊州地區挖墳掘墓，喪盡天良。陳奉的行徑多次激起民變，但由於萬曆皇帝熱中於斂財，一再支持陳奉，彈壓地方官民。陳奉所到之處，雞飛狗跳，民不聊生。對於反抗的百姓，動用兵力血腥鎮壓，反對的官吏也多遭迫害。陳奉從武昌回京時，運載財寶的舟車數裏不絕。為防止老百姓搶奪，隻得動用了大量官兵護送。
高淮本是市井無賴，後自閹入宮，任尚膳監監丞。當萬曆派遣礦監稅使之時，高淮看到這是發財的好機會，便重賄宮中權臣，出任遼東礦稅使。高淮到遼東後，社會上的殘渣餘孽及遊手好閑之徒紛紛投其門下充當稅使。他們或公開搶掠，或敲詐勒索，罄人之產，淫人主婦，遼東人民如蹈湯火。對於那些膽敢反抗的商民，不論老少，均捉拿到天王寺，施以酷刑。有的被捆住雙腳懸在井中，稱“懸頭係井”；有的被倒立吊在樹上，稱“抽腳朝天”；有的被攔腰束住吊在柱子上，稱“腰束呂公絛”；有的被置在下有烈火的鐵皮上，稱“烘焚暖炕”，至於拳打腳踢、鞭腹笞背，更屬家常便飯。高淮還將遼陽的富戶登記在冊，逐一敲詐，多者數千兩，少者數百兩，最少的也需數十兩。富商張柱因其子忤逆不孝而送交官府。此事被高淮聞知後，強行奪走了張柱的兒子，並借此向他勒索，陸續索銀達四萬餘兩方才罷手。
孫隆是萬曆年間的蘇州織造太監並兼管蘇州稅務。蘇州是明代著名的工商業重鎮，經濟非常發達，孫隆在蘇州各交通要道設立關卡，向商販征收重稅，以至於行商小販不敢轉運，稅源日漸稀少。孫隆見狀，又強行向機戶征收高額稅金。規定每張機納銀三錢，產紗一匹納銀二分，產緞一匹納銀五分。許多機戶被迫關門歇業，不少人餓死。蘇州的上萬市民們被迫走上街頭，在機戶葛賢的率領下，喊著“趕走孫隆，殺死稅棍”的口號進行反抗，並打死孫隆的爪牙。孫隆見勢不妙，嚇得跳牆逃往杭州。麵對群情激憤的局麵，作為礦監、稅監的後台，萬曆皇帝也不得不承認此事出於公憤。率眾反抗的葛賢，後來被蘇州人尊稱為“葛將軍”。經過這一事件，孫隆雖未遭到懲處，卻也威風盡失，後來竟不知所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