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輔國所言，其實在引誘中已隱含了些許脅迫的味道，但畢竟與赤裸裸的脅迫還有所不同。在他稍後的許多唐代權宦擁禁軍自重，挾威勢以製君，“劫脅天子如製嬰兒”，這比引誘顯然更進了一層。前麵曾提及的唐代權閹仇世良，權勢最盛之時是唐文宗時期。唐文宗名為皇帝，實為傀儡，處處受製於宦官。他與朝中宰相議定的事，仇世良根本不當回事，甚至還當麵“曆數帝之過失”。對此，文宗悲憤交集，卻無可奈何，唯俯首聽責而已。有一次，他問朝中學士周墀道：“朕可與前代哪位皇帝相提並論?”周墀遲疑了一下說：“可比堯、舜。”文宗苦笑道：“何談堯舜，連赧、獻尤有不如。周赧王與周獻王受製於列強諸侯，今朕受製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說罷（唐）李昭道所作《明皇幸蜀圖》淚流滿麵，泣不成聲。唐昭宗在位期間也是因大權旁落而一籌莫展，平常也不斷受到宦官的淩辱。宦官楊複恭自認為擁立唐昭宗有功，居然自稱是“定策國老”，有時竟當麵責罵昭宗為“負心門生天子”。繼楊複恭而起的權閹劉季述較楊複恭更甚，曾以銀杖劃地，當麵列舉唐昭宗的過失：“某日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落了十幾條還沒有數完。唐昭宗被嚇得渾身發抖，似篩糠一般，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後來還是皇後出來打了個圓場，朝劉季述施禮道：“護宅家，勿使怖。若有罪，唯軍容議。”倒讓人搞不清究竟誰是皇上?誰是奴才?
策立新君，固寵擅權
中國盡管較早地形成了皇位的嫡長子繼承製，但君主廢立常中有變，宮廷之中也由此而動亂迭起。在選立新君的過程中，宦官由於常居深宮，口含天憲，擔負著出入宮禁、承宣詔命的職責，因而通常會成為各派勢力爭相拉攏的對象。從宦官本身而言，他們或貪圖策立之功，或有意擇立幼君以便於操縱，通常也表現得相當積極活躍。
事實上，曆史上諸多的權閹也正是通過積極參預君主廢置而得以專權擅政的。秦朝權閹趙高借沙丘之謀策立秦二世，進而專擅朝權的事例已為人們所熟知。東漢時期宦官勢力活躍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在於對君主的策立。東漢延光四年(公元125年)，漢安帝死於巡遊途中。安帝皇後閻氏久專國政，廢棄太子，立年幼的北鄉侯劉懿為帝。殊料，劉懿福薄命短，被立為皇帝不到二百天就身患重病。眼見幼帝已病重難治，追隨閻後的宦官江京等人急忙準備策立新君，而另一派遭到閻後冷落的宦官孫程則積極聯絡宦官王康等人也準備策立廢太子劉保。不久，劉懿死去，但閻後所準備策立的王子劉簡還沒有來到京城。無奈之下，閻後與宦官江京等人隻好秘不發喪，關閉宮門，屯兵自守。孫程、王康等十八人得此良機，在宮中德陽殿西鍾下秘密集會，每人割下一片衣服起誓，同心協力，共舉大事。隨即他們在崇德殿再次集會，決定立即行動，遂一齊衝入章台門。閻後的心腹宦官江京等人猝不及防，被孫程、王康等人殺死。孫程又率人到西鍾下迎立廢太子劉保即皇帝位，是為漢順帝。劉保隨即以皇帝的名義，下令捕殺握有軍權的閻後之弟閻景，閻後也被囚離宮，一場宮廷政變遂以漢順帝的即位而宣告結束。漢順帝為了褒獎孫程等人，下詔冊封孫程等十九人為列侯，孫程因立有首功，封浮陽侯，食邑萬戶；王康封華容侯，食邑九千戶。不久，孫程又官拜車騎都尉，並與“十九侯”一起把持了朝政。
陽嘉元年，漢順帝冊立屯騎校尉梁商之女梁蚋為皇後，外戚梁氏集團隨之而起。此後經衝帝、質帝直至桓帝凡四十年，梁氏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後，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梁皇後的兄長梁冀官拜大將軍，把持朝政“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親豫。”外戚勢力的專權，必然激化與專製君權之間的矛盾。漢質帝年少聰敏，不滿於外戚專權，僅因在一次朝會中稱梁冀為“跋扈將軍”，便被毒死。桓帝即位後雖心存怨恨卻因內有梁氏二後，外有梁冀而徒喚奈何。延熹二年，梁氏二後先後死去，桓帝認為鏟除梁氏集團的時機已到，遂趁如廁之機，單獨與宦官唐衡密謀大計。隨後，桓帝與單超、徐璜、唐衡等五人歃血為盟，立誓誅除梁氏集團。經過一番密謀策劃，宦官率左右羽林軍千餘人突然包圍了梁府。梁冀見大勢已去，被迫自殺。梁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其他受牽連而死的公卿列校刺史之類二千石以上官員達數十人。宦官集團乘勢而起，填補權力真空。單超、徐璜、唐衡等加盟的五宦官同日封侯，世稱“五侯”。他們與其他宦官一起秉勢擅權，驕橫日盛，史稱：“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
武則天出巡圖宦官為達到專權的目的而采取的最極端的手段是弑君、廢君。每當在位君主與得勢宦官之間的矛盾趨於白熱化，而君權又相對虛弱的情況下，此類事件就難免發生。魏晉南北朝時期，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時的宦官宗愛“天性險暴，行多非法”，時常受到太子責備，因而與監國太子拓跋晃結怨。他見太子日漸受到太武帝的寵信，擔心日後太子即位會對已不利，便蓄謀構陷太子及其僚屬，終使輔佐太子監國的大臣崔浩及東宮僚屬數十人遭斬殺。太子憂懼之下，竟然一病不起，未幾而終，年僅二十四歲。事後太武帝頗為追悔，宗愛唯恐他追究責任，遂決定弑帝另立，以求自保。正平二年春日，太武帝因酒醉獨臥永安宮，宗愛乘隙進去。不知他如何動手，竟令英武果毅的太武帝暴斃宮中。
眾人得知太武帝死訊後，審擇嗣君。貴族蘭延、薛提等人謀議在皇孫拓跋浚和東平王拓跋翰二人之間選立新君。宗愛既然謀害了太子拓跋晃，自然不願其子繼位，而拓跋翰也與他素有芥蒂。他思慮再三，索性搶先下手，假傳皇後詔令，將蘭延、薛提等人騙入宮中殺害，並將拓跋翰一並殺掉，然後迎立吳王拓跋餘即位。拓跋餘隨即大赦天下，授宗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軍事。宗愛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總攬朝政，權恣日甚，時人將其比作秦朝的趙高，連拓跋餘也懷疑他要發動政變，因而時加裁抑。宗愛懷恨在心，重起弑帝之念。正巧有一天拓跋餘夜祭東廟，宗愛密令小黃門賈周將其刺死。
如果說北魏時期的宗愛弑帝另立隻是基於鮮卑族統治者典章未備的特殊情形，那麼唐朝後期宦官的弑君立帝則是基於對禁軍的操縱。據曆史記載，自唐穆宗至唐昭宗凡八帝，除敬宗一人係由太子身份繼位外，其餘七個皇帝均為宦官所立。在這一過程中，非但朝廷大臣乃至宰相皆不得預聞，就連先帝的遺願也不起作用。唐文宗健在時曾立李成美為太子，宣宗臨終時也有托孤之舉，但在宦官的幹預之下，文宗與宣宗的願望均不能實現。司馬光曾就東漢宦官專權與唐代宦官專權的不同之處作了一番比較：
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製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
司馬光像司馬光所言，大致強調東漢宦官專權尚需假人主之權，而唐末宦官專權則已發展到了“萬機之與奪任情，九重之廢立由已”的地步。
總之，宦官幹預朝政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它既可以是慫恿君主耽於享樂，從而使之脫離實際政務，也可以通過欺騙蒙蔽君主，使之成為傀儡玩偶；既可以挾持架空君主，從而迫使其就範，也可以直接插手君主的廢立，以盡可能擁立符合自己心願的君主。事實上，除了以上所舉實例外，曆史出現的任何一次君主的廢立或君位的轉移，無論是正常或是不正常，幾乎都可以看到宦官活躍的身影。其用意無非是借此擇立幼主，以便於自己操縱；或是借此積極擁戴投靠新主，並希望通過策立之功而確立自己的寵信地位。然而，仔細分析宦官幹政的種種手段就會發現，其實所有這一切都與專製君主及宦官身份特點密不可分，或者可以進一步說，正是君主專製製度的存在，才為宦官幹政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正是由於宦官在專製政權結構和權力運行中的特殊地位，才使得他們有可能利用上述方式和渠道來達到幹政擅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