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軍事活動的幹預
自春秋戰國時期開始，宦官就廣泛地幹預軍事活動，但此時公然擔任軍職者還不多見。秦漢以降，宦官在軍事方麵已逐漸合法地具有如下五個方麵的權力：一是守衛宮禁之權；二是典領禁軍之權；三是出任監軍之權；四是統領眾軍之權；五是虛贈軍職之權。其中，守衛宮禁和典領禁軍對宦官勢力的擴張尤為重要。
曆代宮廷皆有內外廷之分，漢代的外廷多由執金吾、光祿勳及衛尉掌管，而內廷則由宦官負責守衛，然而在東漢時期，光祿勳轄下的虎賁、羽林諸軍也多由宦官統領。唐朝中期以後，由宦官守衛宮省和統領朝廷禁軍已成為定製，而且宦官還通過監軍使、觀軍容使、招討使等使職廣泛地幹預軍事活動。唐代之成為曆史宦官勢力最猖獗的時期，也正與此密切相關。明代宦官既可提督京營，又可出任監軍、鎮守、守備之類的軍職。京營是負責守衛京城的京軍，也是朝廷用於征伐的主力部隊。自明成祖始，京營例設提督內臣，史載：“京營自監督外，總理捕務者二員，提督禁門、巡視點軍是三員，帝皆以禦馬監、司禮、文書房內臣為主，於是營務盡領於中官矣。”
古代將兵之虎符幹預禮儀及外交活動
祭祀、典禮之類的禮儀活動在古代是國之大事。但由於宦官乃是五根不全的閹人，因而起初往往被排斥於活動之外，至初年還有“宦者不宜入宗廟”的規定。東漢靈帝時，由於其由藩國入繼大統，因而即位後追贈其祖、父皇號，並時常遣宦官持節至宗廟祭祀。由此，宦官不僅可以進入宗廟而且得以主持祭祀，而在其他一些典禮之類場合，宦官也持節印綬。唐、宋以降，宦官對朝廷禮儀活動的參預更趨廣泛。唐代權閹魚朝恩曾出任鴻臚禮賓使，宋代內侍省下設往來同信所，明代也有宦官祭享太廟之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宦官在外交出使方麵的作用非常突出。據《明史》之《宦者列傳》記載，僅永樂年間宦官出使的事例就多不勝舉，其足跡所至遍及暹羅、滿刺加、爪哇、蘇門答臘、日本、朝鮮諸國。曾率船隊七下西洋的鄭和就是著名的宦官。
宦官幹政在古代確屬客觀現實，而且其影響頗為深遠，但從宦官幹政的曆史進程分析，它又經曆了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最初的宦官隻是內廷的仆役，其來源主要是宮刑罪犯或戰俘，像春秋戰國時期刁豎之流幹預朝政也僅屬個別現象，而缺乏合法的依據。大約從秦漢時期開始，上層宦官已躋身於官僚隊伍的行列之中，尤其是漢武帝時期“內朝”的設立，使宦官幹政初步獲得了製度上的保障。至隋、唐時期，隨著宮刑製度的廢除，宦官隊伍從來源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進而對其身份地位的改變產生了重大影響。宦官的基本身份當然還是內廷仆役，但同時也是官僚集團構成中的特殊部分，入宮充當宦官者，在世俗人的眼中即被視為“入仕”。不僅如此，伴隨著內侍省的設置，宦官幹預朝廷政務已經從製度上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宦官參預政事名正言順且合乎法規。例如，監軍製度的確立，使宦官可以合法地參預地方軍政事務，監視並製約出征將帥；神策軍中尉製度的確立，授予宦官典掌禁軍進而控製朝政的合法權力；使職差遣製度的形成，則為宦官廣泛而全麵地幹政預政提供了充分的製度保證。這些製度經由宋、元的演化，而至明代仍長期堅持並逐步完善。清代學者趙翼清楚地看到這一變化，強調指出：東漢時期“宦官之為民害最烈，天下無不欲食其肉，而東漢士大夫以氣節相尚”，因而各奮死與之抗爭，雖有喪身滅族鄭和下西洋所用的寶船模型之虞而義無反顧，但唐代及以後的宦官專權程度較東漢更甚，卻較少受到士大夫的抨擊。趙翼的眼光無疑是相當敏銳的，其言下也頗有些不解或責難之意。仔細分析一下，個中關鍵恐怕在於東漢時期的宦官專權仍缺乏製度上的合法依據，因而士大夫才會以氣節相尚，據理力爭；而唐朝乃至以後的宦官幹預朝政已經製度化、合法化了，即便是有人對此提出責難，大致也是針對具體的人或事，其聲勢自然難比當時。
宦官專權在其長達數千年的曆史發展中，所產生的影響是多方麵的。就其對社會的破壞作用而言，大致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麵：
第一，擅政專權，排斥異己，破壞正常的仕進秩序。
宦官作為一個政治集團，大致形成於東漢時期。這既是宦官勢力急劇膨脹的表現，也是其為幹預朝政而采取的必要手段。由於宦官存在共同的生理缺陷，彼此之間很容易產生強烈的認同感與凝聚力，而一旦將其伸展到政治領域，就會演化成結黨行為與集團意識。於是，他們相互攀援、結黨自固以與君主、外戚、士大夫相抗衡，進而專擅朝政，排斥異己。
宦官們還往往從私利出發，“讒諂媚主，佞邪邀寵，放毒人物，妒害忠良”，不少權閹還利用手中的權勢賣官鬻爵，公然索賄。由此，官以財進，政以賄成，朝廷正常的仕進秩序被打破，宦官及其親族子弟以及奸佞諂媚之輩，納賄求官之徒因緣得進，盤踞朝廷要職，而一般正直官吏及文人士大夫的仕進之途卻遭阻塞。這一情形的不斷發展，就打破了權力結構的既定平衡，進而加劇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導致政治危機的反複出現。
狀元匾第二，貪贓枉法，賞罰由己，破壞正常的法製秩序。
宦官身為閹人，貪於財貨，尤其是在其專擅朝政的前提下，往往貪贓枉法，賞罰全憑一己之私，從而極大地破壞正常的法製秩序。唐朝權閹李輔國當政時即派遣“察事廳子數十人監視百官”，稍有小過，即加審訊。明代宦官更借東廠之設而直接獲得會審錄囚之權，而且實際上控製會審結果，所謂“三法司視成案，有所出入輕重，俱視中官意，不敢忤也”在地方上，宦官也能夠合法地受理訴訟、幹預刑名。他們憑借手中的司法大權，貪贓受賄乃至公然索賄，積聚了大量的財富。明代權閹王振被籍沒家產，“得金銀六十餘庫”；劉瑾有金一千二百餘萬兩、銀二億五千九百多萬兩。由貪贓枉法所導致的賞罰不公現象的逐漸加重，直接造成朝臣將相之間離心離德的局麵，影響到政府的凝聚力和道德意識，進而使封建統治更趨腐敗和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