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發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
仆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麵目複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
“鄉黨戮笑，汙辱先人”，這是遭宮刑者的普遍感受。或許正是基於這種感受，他們對自身的生理殘缺極為敏感，因而如果與宦官同座，看到無尾巴的狗應拐彎抹角地說是“鹿尾的狗”；若看到缺柄的茶壺或別的什麼“欠缺”的物件，應一概視而不見，若無其事；對於切、割、斬之類的字眼尤其忌諱，若非說不可，一定要改用別的字代替。宦官們還有一個最大的忌諱，就是不能讓非同類之人看到下身，否則即被認為是最大的侮辱。清代北京有一條“盡忠胡同”。這裏靠近皇宮，胡同裏剃頭鋪、裁縫鋪、吸煙房、浴池一應俱全，宦官每當下值，便來此聚集，尤其是洗浴非這裏不可。因為這裏浴池的顧客都是宦官，連伺候的夥計都是閹人。
青銅護陰片也是基於這種強烈的自卑心理，明代的一些宦官圖謀“陽具再生”。據《萬曆野獲編》記載，他們為了達到目的，竟然聽信方士所說的“食小兒腦千餘，其陽道可複生如故”的胡言亂語，竊買童男腦髓食之，並為此采取了極其殘忍的手段，謀殺小兒無數。其行為著實卑劣無恥。
第二，發憤意識。宦官在經受閹割而成為宮廷仆役後，選擇其他生活道路的可能性已經基本上被阻斷了。在這一現實麵前，有的宦官會萬念俱灰，成為隻求滿足口腹之欲的行屍走肉，或飽食逸居，無所事事；或三五成群，飲酒賭博。但也有相當數量的宦官不甘向命運低頭，並表現出強烈的發憤意識，其中有許多人因此而名垂青史。漢代宦官蔡倫對造紙工藝的改進，在人類文明史上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與蔡倫大約同時代的宦官畢嵐“作翻車渴烏”，“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翻車渴烏後來用於農業生產，成為重要的提水灌溉機具，在古代農業生產中長期發揮重要作用。宋代宦官程仿多次主持興修水利、防治水患的大型工程，為黃河的治理做出了重大貢獻。明代宦官鄭和多次率船隊出海遠航，曆經三十餘國，極大地促進了中國與亞非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並在人類文化交流史上書寫了光輝的一頁。
然而，在以官本位占主導地位的古代中國，宦官的發憤意識更多地表現為對權力的強烈追求，而且對於部分自宮宦官來說，入宮本來就是他們貪圖富貴的主動選擇，其目標十分明確。在這種情況下，宦官的發憤意識就變成了謀求權勢的手段。秦代宦官趙高無疑是罵名千載的權閹，但他寫的《爰曆篇》卻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它將常用雜字編次為便於誦讀的韻文，適應了規範文字和學童習字的需要，從而有力地促進了秦、漢時期教育的普及與發展。趙高正是以較為淵博的學識為晉身之階，成為胡亥的師傅，並為其後的專權奠定了基礎。事實上，古代出現的宦禍往往是與這種過分強烈的權勢欲相表裏的，並表現出自私、無恥，敢於冒險等種種極端性特征。此恰如王夫之所雲：“人道絕而發已凋、音已雌矣，何恤乎其不冒死而求逞於一朝?”此言確為至論。
第三，極端性格。王夫之像由於是殘餘之身，所以情緒極不穩定，常常自我哀憐。平日裏閹宦們動輒很傷感，因一點小事甚至無緣無故地生氣鬱悶，喝醉酒之後更是動輒變臉揮拳。然而正因其自身有缺陷，他們大多又心腸極軟，頗具同情心，以至於有時會被人所利用。據《舊京瑣記》記載，清代京城有位蔣姓商人，專為後宮置辦果品，借了宦官許多錢，並長時間賒賬。有一次宦官上蔣府討賬，蔣某躲了起來，而讓其妻出來接待。宦官怒氣衝衝闖進屋，拍案大聲道：“今日如不還錢，當以性命相拚。”蔣妻先是忙著端茶倒水，柔聲相勸，待宦官怒氣稍平，便開始訴苦，淚水漣漣。她說家中如何艱難，又欠了多少債，說到傷心處泣不成聲，說至最後竟是不如一死了之。宦官聽著這番苦訴，很快就被感動了，情不自禁地跟著傷心落淚。後來，這位宦官邊擦淚邊說道：“這可怎麼得了?我們多年的交情，怎忍坐視?”說罷，竟從懷中掏出一把錢交給女人，誠心誠意地安慰她道：“區區相助，且度數日，不要過於傷心。”蔣氏十多年裏都是用這種方法，打發前來討債的宦官，每次都很靈驗，以至於《舊京瑣記》的作者喟然而歎：這大概就是所謂婦人之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