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擎的轟鳴聲在機場上隆隆作響。飛機幾乎滿座，值機結束的廣播在機場內響起，其中有一遍是粵語——這一班是飛往香港的航班，再過五分鍾，預定的起飛時間就要到了。
宋家康在座位上，透過舷窗向外望，他在紐約的公事已畢，然而他遙望著外麵的夜幕，卻仍像有什麼未竟的心願，令他不能放下心中的期待。
空姐在艙門口向外看了看。時間將到，她準備關上艙門。然而就在艙門幾乎合上的刹那，備餐室的電話響起，空姐接起電話，互相間快速地喊了幾聲，有人去暫停了艙門的動作，那一道窄門再次緩緩打開。
這一次，剩下的最後一名旅客從那道門口進來，帶著一臉歸心如箭和風塵仆仆，終於登上了歸程的旅途。宋家康看著那個人在自己身邊的座位坐下，很快，飛機就移動起來，滑向跑道。
夜幕悄然落下，筆直跑道的兩側亮起清晰的指示燈。飛機在接到塔台的指令後開始滑行，一機數百人便在那隆隆的震動聲中向著遠在地球另一端的擁擠城市進發。
也許那裏並不宜居，很多時候噪音也經常超標。但它之所以令人流連並不完全因為繁華，因為在那個地方，有某些人溫暖的家，以及會在家中等待的，溫暖的人。
這個家可以不用很大，有兩個人在裏麵的時候，甚至常常需要遷就忍讓，不小心的時候還會產生碰撞摩擦。但像這樣狹小的空間若隻剩下了一個人，卻往往又會變得空空蕩蕩，讓一切的寂寞與思念都大幅膨脹。
獨自在香港的日子，宋家源每天都過得緊張忙碌。也許壓力是令人忘記孤獨的最佳良藥，他每天回到家也都是晚上。房子裏沒有別人，宋家源便不再下廚，在外麵和李律師商討完案情，吃過飯了才回來，到家幾乎是倒頭就睡，因此時間也過得特別快。快到在旁人看來，宋家源根本沒有多餘的功夫來憂愁，光是每天談論案情尋找對策已經占去他全副精力。這樣的節奏看得喬正邦在邊上隻是悲喜交加，悲的是他這樣重擔在肩自己無法分擔，喜的是他竟沒有精力去提安迪的問題——至少表麵看來沒有。
也許是宋家源經曆過太多，現在的官司並不能亂他陣腳。羅瑤的決心和能力都是令人歎為觀止的，可見她忍辱負重十數年全是為了今日一役。之前的審判宋家源也不知她從哪裏糾集來這麼多證人，連家裏的菲傭居然也被她拉出來作證，口口聲聲說宋伯年是看到兒子的緋聞報道時突發中風倒下的，由此將害死宋伯年的罪責推到宋家源的頭上。
然而最最重磅的證據還是那份來自筆跡專家的證詞，宋伯年更新的那份遺囑因為在重病之中簽署，字跡很難辨認，即便再權威的專家也不能百分百斷定筆跡真偽。於是這就成了羅瑤一方死咬不放的依據，而法官最後的判決就因此更倚重關於雙方動機的證供。
宋家父子的關係之僵，幾乎是人盡皆知的。要從動機入手推翻宋家源篡改遺書的說法勝算渺茫。上訴庭很快就要開庭，喬正邦這陣子也天天與宋家源在一起，一方麵竭盡全力能幫就幫，另一方麵也怕他因為孤家寡人而對安迪遷怒失望。
喬正邦嘴上對著安迪牢騷滿腹，但陪著宋家源時又見縫插針地為安迪說話。其實宋家源和左安迪都是他最好的朋友，哪怕還有一絲可能，他都不希望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決裂。他這樣用心良苦，宋家源不會看不出來。然而他對喬正邦的苦口婆心卻是缺乏反應，每逢談到相關話題，總是一筆揭過，既沒有顯出憤慨，也並不願意表態，反倒像是有心回避。宋家源心思深沉，喬正邦也琢磨不透，隻是怕自己說得太多適得其反，並不敢過分追問，一麵小心翼翼地觀察，一麵不停尋找讓兩人彌合的機會。
這天上午，喬正邦與宋家源本來約好在李律師的事務所碰麵，約定時間還沒到，喬正邦就風風火火地推門進來。他手裏抓了份當日出版的八卦周刊，喜上眉梢地大叫：“家源，你看了報道沒有？你看了報道沒有？”
宋家源顯然是被他的嗓門怔了一下，一臉茫然：“什麼報道？”
喬正邦跑得急，正有些氣喘，此時也顧不上休息，把雜誌封麵高高伸到宋家源麵前，簡直恨不得貼到他眼前，語氣激動：“原來他去紐約是有原因的，是蕭錦良得了肝癌，安迪是陪他去紐約治療的！我們誤會他了！你聽見沒有，原來這是一場誤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