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覺得，自己若是對社會上不義的現狀和醜惡的現象保持沉默，就等於“犯同謀罪”。他認為，科學家有責任以公民身份發揮影響，有義務在政治上活躍起來。
愛因斯坦的人格也極為高尚，使人敬佩不已。在某種程度上，作為一個人的愛因斯坦甚至比作為科學家和思想家的愛因斯坦還要偉大。當他活著的時候，全世界善良的人似乎都能聽見他的心髒在跳動；當他去世時，大家感到這不僅是世界的重大損失，而且也是個人無法彌補的缺失。有人曾問普林斯頓小鎮上的一位普通老人：“你不理解愛因斯坦深奧的科學理論，也不明白愛因斯坦深邃的思想，你為什麼那樣尊敬和仰慕愛因斯坦？”老人回答得很簡單：“因為當我想起愛因斯坦教授時，我就覺得自己不再是孤單單的一個人。”
這就是愛因斯坦的人格力量！愛因斯坦的那種“人是為別人而生存”的人生觀，“不要統治，但要服務的人生信條”，“從自我解放出來”的人生價值，對“財產、虛榮、奢侈生活”的鄙視，以及他時常為自己“占用了同胞的過多勞動而難以忍受”的深刻反省，無一不使人歎為聖賢。他對真善美孜孜以求，對假醜惡疾惡如仇。他反對濫用權威和個人崇拜，尤其是對他本人的崇拜，他更覺得十分離奇和無法忍受。他向往孤獨，卻又對人古道熱腸，不管他們是達官貴人、社會名流還是平民、侍者，均一視同仁。他心地善良，樂於助人，幫助小學生演算難題，為求助者寫介紹信，與瘋子促膝談心以化解病人的芥蒂。他淡泊名利和權勢，視之如敝屣。他生活簡樸，穿著隨便，厭惡排場鋪張，把財產看成是絆腳石。即使在他去世時，按照他生前的要求，不舉行殯葬儀式，不擺花圈花卉，不奏哀樂，不建墳墓，不立紀念碑，骨灰秘密存放，不讓人把故居作為瞻仰和朝聖的聖物。
正因為愛因斯坦有著常人難得的品格，他對專製製度的深惡痛絕，對民主法治的熱烈向往，才使他對腐敗、對暴力有著極為深刻的認知。
3.愛因斯坦拒絕當以色列總統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國誕生，但不久以色列與周圍阿拉伯國家的戰爭便爆發了。已經定居在美國10多年的愛因斯坦立即向媒體宣稱：“現在，以色列人再不能後退了，我們應該戰鬥。猶太人隻有依靠自己，才能在一個對他們存有敵對情緒的世界上生存下去。”
1952年11月9日，愛因斯坦的老朋友以色列首任總統魏茨曼逝世。在此前一天，就有以色列駐美國大使向愛因斯坦轉達了以色列總理本·古瑞安的信，正式提請愛因斯坦為以色列共和國總統候選人。當日晚，一位記者給愛因斯坦的住所打來電話，詢問愛因斯坦：“聽說要請您出任以色列共和國總統，教授先生，您會接受嗎？”“不會，我當不了總統。”“總統沒有多少具體事務，他的位置是象征性的。教授先生，您是最偉大的猶太人。不，不，您是全世界最偉大的人。由您來擔任以色列總統，象征猶太民族的偉大，再好不過了。”“不，我幹不了。”
愛因斯坦剛放下電話，電話鈴又響了。這次是駐華盛頓的以色列大使打來的。大使說：“教授先生，我是奉以色列共和國總理本·古瑞安的指示，想請問一下，如果提名您當總統候選人，您願意接受嗎？”“大使先生，關於自然，我了解一點，關於人，我幾乎一點也不了解。我這樣的人，怎麼能擔任總統呢？請您向報界解釋一下，給我解解圍。”
大使進一步勸說：“教授先生，已故總統魏茨曼也是教授呢。您能勝任的。”“魏茨曼和我不是一樣的。他能勝任，我不能。”
愛因斯坦的確被同胞們的好意感動了，但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委婉地拒絕大使和以色列政府，既不使他們失望，又不讓他們感到窘迫。
不久，愛因斯坦在報上發表聲明，正式謝絕出任以色列總統。在愛因斯坦看來，“當總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時，他還再次引用他自己的話：“方程對我更重要些，因為政治是為當前，而方程卻是一種永恒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