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愷撒那裏把軍隊帶來的將領們討好龐培，他們要龐培相信，他甚至無法想象自己有多大的威力和榮譽，因為他可以借助於愷撒自己的軍隊來打敗愷撒——在這支軍隊裏，人們都十分憎恨愷撒，卻愛戴和崇拜龐培。這些話很快就傳開了，而龐培日益相信自己是絕對地強大，卻瞧不起害怕戰爭的人。當人們問他，如果愷撒向羅馬進攻，他向那裏去弄到軍隊同愷撒作戰時，龐培輕鬆地笑了一笑，回答說：“無論在意大利什麼地方，隻要我一跺腳，立刻從地裏會出現步兵和騎兵。”
公元前49年的執政官選舉是在7月舉行的。選舉的結果仍然對愷撒不利。愷撒提出的候選人蘇爾皮奇烏斯·伽爾巴未能當選，當選的又是同他作對的人——蓋烏斯·克勞狄烏斯·瑪爾凱路斯（公元前51年度執政官的親兄弟）和科爾涅利烏斯·連圖路斯·克魯斯。誠然，克魯斯陷到債務之中如此之深，甚至傳說他已被愷撒所收買。但後來的事件表明這些傳說完全不可信。
形勢依舊是極為緊張的。內戰的威脅實際上變得越來越嚴重了。加圖一派相當賣力地煽動驚恐情緒，不斷散布新的傳聞，促使局勢白熱化。比如說，有一天羅馬便因一個可怕的消息而震動了：愷撒已經率軍越過阿爾卑斯山向羅馬挺進，戰爭已經爆發了。於是執政官瑪爾凱路斯立刻召集元老院的會議，要求宣布愷撒為國家的敵人，而過去愷撒從高盧派來，並在卡普阿待命隨時準備作戰的那兩個軍團，現在則要在龐培的率領下向愷撒本人發動進攻了。
當庫裏歐反對執政官的這一建議，指出這一建議是以不實的傳聞為依據並表示他要提出異議的時候，瑪爾凱路斯宣稱，如果有人阻礙我為國家的利益而執行全麵的決定，我將作為執政官以自己的名義來執行它。在這之後，他就偕同自己的同僚，甚至在新選出的執政官（即當選為公元前49年度的執政官）的參加下到城界外的龐培那裏去。在這裏，他鄭重地把劍交給龐培，命令他出來保衛祖國。他把對於已經征募的軍團的統帥權交給了龐培，並且宣稱還要繼續征兵。
庫裏歐在人民大會上尖銳地譴責了執政官的違法行動，但同時他卻沒有力量采取什麼對抗措施。他的保民官的權力不能越出城界。此外，他的權力很快就期滿了，因此他認為最好的辦法是離開羅馬到愷撒那裏去，因為愷撒這時已經在離開意大利邊界最近的拉溫那——拉溫那是他治下的行省的一個城市。
庫裏歐來到拉溫那後就勸愷撒不要放過有利的時機（因為這時在意大利，征兵工作實際上還沒有展開），首先開始軍事行動。但是愷撒還拿不定主意，他還不敢把挑起內戰的全部重責擔起來，或者，正如奧路斯·希爾提烏斯所說，“隻要還有哪怕一線希望，他就決定忍受一切，在法律的基礎上而不是通過戰爭來解決爭端。”
顯而易見，愷撒這時雖然認為戰爭是非常可能發生的，但他仍然不排除協商的可能性。無論如何，他是準備作出重大讓步的：宣布同意到公元前49年3月1日交出八個軍團的統帥權和對山南高盧的統治權，而在選舉之前，自己隻保留山南高盧（包括伊利裏庫姆）和一共隻有兩個軍團。順便指出，在談判的這一階段，從自己的行省返回的西塞羅也想參加進來。他指望舉行凱旋式，因此是滿懷著歡快情緒返回的。公元前50年11月底，他在布倫狄西烏姆登陸。
愷撒完全不反對把西塞羅拉到自己方麵來，他寫信給西塞羅並且試圖通過同西塞羅有交情的人來影響西塞羅。然而，從西塞羅和他的友人的通信不難看出，他顯然是傾向於龐培一邊的，盡管看來他也認為，還是雙方講和最為上策。
當西塞羅從布倫狄西烏姆去羅馬這段時間中間，他兩次同龐培會見和晤談。在進行這些會見時，西塞羅千方百計地想使自己談話的對手接受愷撒的條件。龐培盡管不相信愷撒愛好和平，認為在他的新的執政官的任上會出現最壞的情況並且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仍然沒有完全擺脫猶豫觀望的狀態。可能他希望愷撒的建議被拒絕，但不是由他，而是由元老院來拒絕。老實說，事實也正是這樣。加圖、瑪爾凱路斯、連圖路斯——元老院的實際的領袖——現在甚至不願意聽到談判的事情，愷撒的建議因而也就不予答複了。
而且，當保民官瑪爾庫斯·安托尼烏斯在會上發言並宣讀了的信（愷撒在信中建議競爭的雙方都放棄自己的行省，放棄軍隊的統帥權，然後向人民報告自己的活動）時，愷撒的這一做法當然得不到元老院的同情，而加圖則直截了當地宣稱，如果龐培同意愷撒的某一和平建議，那他就犯了錯誤，他隻會使自己受到已經不是第一次的欺騙。
事件的發展不可避免地、無可挽回地導致內戰。顯然易見，西塞羅是正確的，因為他認為自己的和平解決爭端的方案所以失敗，是由於雙方都有許多有影響的人物明顯地擁護戰爭。但愷撒為了和解仍然作了最後的一次努力。
公元前49年元旦，就是在新當選的執政官首次就任並主持元老院的會議的那一天，又宣讀了愷撒的新的一封信。這封信是庫裏歐送來的，他從拉溫那到羅馬一共走了三天。這在當時是難以相信的速度。然而單是把信送到元老院還不夠，還要做到使這封信能夠在元老院宣讀。但這卻根本不是如此簡單的事情，因為執政官們都反對宣讀這封信，而隻是由於“保民官們拚命堅持”，這封信才終於在元老院宣讀了。
愷撒在信中首先鄭重地列舉了自己為國家所做的事情和所立的功勳，然後又說元老院不應當在他交出行省和軍隊的統帥權之前，就剝奪了人民給予他的參加選舉的權利。愷撒在信裏再度明確表示了他願意同龐培同時交卸一切權力的決心。但在這封信裏，看來出現了一種新的調子——愷撒宣稱，如果龐培保留自己的權力的話，那麼他也就不放棄權力，甚至還會利用它。顯而易見，正是這一因素使得西塞羅把愷撒這封信說成是“不客氣的和充滿威脅的”。
愷撒本人在他的《內戰記》裏相當詳細地記述了元老院對這封信的反應。盡管保民官不顧執政官的反對，做到使這封信能夠在元老院宣讀，但是他們卻仍然未能做到根據這封信向元老院作報告，從而使元老院討論對此信所作的正式答複。執政官就國家的形勢作了一個全麵的報告。但實際上這隻是一個程序上的手法，然而對全麵的報告的討論仍然無論如何也不能繞過在愷撒的信裏所提出的那些問題。
執政官連圖路斯宣布說，隻要是元老們表現出應有的堅定性，並且不是像過去多次看到的那樣，在愷撒麵前卑躬屈膝，那麼他是準備堅定地、毫不動搖地行事的。龐培的嶽父斯奇比奧講話的精神也和連圖路斯一樣，他還指出，龐培也不會拒絕對元老院給予幫助，但行動應當果斷，否則就晚了。他還建議作出決議，迫使愷撒在規定的期限（看來是到7月1日）交卸權力，否則他將被宣布為圖謀發動政變的祖國的敵人。
甚至愷撒的某些公開的敵人也反對采取如此匆忙的和極端的決定。例如，前執政官瑪爾庫斯·瑪爾凱路斯就表示，隻有在元老院宣稱征兵已告結束之後才應當采取這樣的行動。受到凱利烏斯·茹福斯（同西塞羅通信的人）支持的愷撒派瑪爾庫斯·卡利狄烏斯則建議龐培到西班牙去，他認為如果兩個競爭的對手都不在羅馬，這就會使大局平靜下來。但是執政官連圖路斯對所有發言的人進行攻擊。他宣布說，卡利狄烏斯的建議同討論的報告根本沒有關係，因此他甚至不打算把這個建議付諸表決。瑪爾庫斯·瑪爾凱路斯本人則放棄了自己的建議。這樣一來，在執政官的壓力之下，元老院就以多數票通過了斯奇比奧草擬的決定。不言而喻，保民官瑪爾庫斯·安托尼烏斯和卡西烏斯·隆吉努斯是否決了這一決定的。
既然龐培手中有同執政官的權力，因此他不能在羅馬本城，故而，很自然的，他不能參加元老院的會議。但由於他是在離城不遠的某個地方，所以就在那同一天晚上，他就把所有的元老都招到自己這裏來，並且在談話中，他稱讚了那些主張堅決行動的人，譴責同時又激勵了那些動搖觀望的人。城市開始到處都是士兵。龐培召來了自己的老兵，答應給他們賞賜並提升他們，他還召來了愷撒派來的兩個軍團中的許多人。在這種緊張的氣氛當中，監察官和愷撒的嶽父卡爾普爾尼烏斯·皮索偕同自己過去的副帥、現任的行政長官路奇烏斯·羅斯奇烏斯請求給他們六天的期限試圖作最後的調解。
但加圖的factio，也就是加圖本人、斯奇比奧和執政官連圖路斯（在他們後麵的毫無疑問是龐培）已經越過了把他們還同戰爭隔開的界限。1月7日，在元老院的會議上宣布了非常狀態（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執政官、行政長官、保民官和在城市附近的具有同執政官權力的人們都取得了無限的權力——他們可以使用這一權力以便“使國家不遭受任何損失”。這特別可以使人們能夠利用這樣的權力對付不聽話的保民官。於是瑪爾庫斯·安托尼烏斯就詛咒說，那些敢於作出這種決定從而侵犯了保民官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力的人們應當受到一切懲罰和災難，然後就離開了元老院的會場。卡西烏斯和庫裏歐也和他一道離開了會場，特別是龐培的一支隊伍好像已經包圍了元老院的會場。就在那天夜裏，他們三個人就裝扮成奴隸的樣子，雇了一輛車偷偷地跑到愷撒那裏去，因為他們擔心自己的安全，甚至認為自己有被殺害的危險。
元老院於1月8日和9日在城外舉行了會議，以便使龐培也可以參加。斯奇比奧草擬的建議被批準為元老院的正式決議——這個決議不能在公元前49年元旦的會議上作出來，因為當時它被保民官否決了。重新批準了有關在全意大利征兵的決議，龐培則被授以從國庫和各自治市提取款項的權利。對行省也作了分配：斯奇比奧取得了敘利亞，愷撒的行省則交給了多米提烏斯·阿埃諾巴爾布斯和孔西狄烏斯·諾尼亞努斯；阿埃諾巴爾布斯取得山南高盧，諾尼亞努斯取得山北高盧。正如愷撒指出的，這些決定是在極為匆忙、極為混亂的情況下作出來的，而且是踐踏神的和人的一切權利的。
順便指出，在這樣的一次會議上，龐培也發了言。他再次對元老們的堅定與勇敢表示讚許，並且告訴他們，他手裏有九個軍團，它們在任何時候都能動起來。至於愷撒，他說，人們都清楚地知道他自己的士兵同他的關係：他們不僅不同情他，不僅不準備保衛他，甚至不跟著他走。
由於所有這些會議、決定和發言，情況變得極為明朗了，至少對愷撒來說是如此。1月12日（或13日）他召開了第十三軍團士兵的會議，這是他的軍團中在阿爾卑斯山的這一麵同他在一起的唯一的軍團。在他的照例是寫得十分巧妙的演說中，愷撒首先抱怨他的敵人引誘龐培，而對於龐培，他始終是友好的，他曾用一切辦法幫助龐培取得榮譽和國家的高級職位。但看來更加使人感到遺憾的是這樣的事實，即保民官提出異議的權利受到了暴力的踐踏，而這權利甚至蘇拉都不曾觸動過。宣布了非常狀態，這就是說，羅馬人被號召拿起武器來。因此，他請求戰士們保衛統帥的令名和榮譽不受敵人的侵犯。要知道，在這位統帥的領導下，他們在十年間為了祖國的榮譽取得了如此多次輝煌的勝利。演說取得了應有的效果：士兵們以一致的高聲呼叫表示決心保衛自己的統帥和保民官使他們不受加給他們的侮辱。
我們早就指出，愷撒把這篇演說和發表這篇演說時士兵的集會歸到渡過魯比康河之前的事件裏去，而稍後的文獻卻照例把它歸之於這樣一個時候，這時愷撒已經在阿裏米努姆會見逃到他那裏去的保民官了。人們提出了這樣看法，即在這種情況下，愷撒完全是有意識地改變了事件的時間，以便給人造成這樣一種印象：他是在他的士兵的完全同意之下才渡過了魯比康河的。
情況也許是這樣，也許不是這樣，但無可爭辯的卻是：愷撒在自己的《內戰記》裏相當詳細地記述了自己的演說，記述了最後的具有決定意義的日子裏的一切事件，卻一個字也沒有提到渡過魯比康河的著名事件。可是所有後來的曆史學家和傳記作家卻又都詳細地記述了這一事件，繪聲繪色地介紹了有關的各種細節。比如，大家知道，愷撒在發言時手中有如下的兵力：步兵五千人（即前麵提到的十三軍團）和騎兵三百人。但是，他照例更多是依靠行動的突然性和士兵們的勇敢，而不是依靠他們的數量。他雖然也去調遣自己在阿爾卑斯山那一麵的軍隊，但他並不指望他們的到來。
他把由最勇敢的士兵和百人團長組成的、隻有刀劍作武器的一支不大的隊伍秘密地派到阿裏米努姆去，這是意大利的第一個大城市，位於自高盧來的道路上。他這樣做是為了悄悄地和不流血地通過突然的進攻把它占領。愷撒本人則是在眾目睽睽之下度過了白天，他甚至出席觀看角鬥士的表演。到傍晚，他洗過澡之後就和客人們一道吃晚飯。當天色黑了下來的時候，也許是以身體不適為借口，也許隻是要客人等一等，於是就離開了住地和客人。他帶著少數最親密朋友，乘上雇來的車去阿裏米努姆，而且從一開頭就有意識地（根據另一個說法是迷了路）不走那條大路，因而直到第二天拂曉才在魯比康河趕上先是被他派出去的那些步兵中隊。
但是，這條到當時為止沒有任何特殊之處的小河卻被認成是山南高盧和意大利本土之間的界河。率領軍隊渡過這條界河實際上就等於挑起了內戰。因此，所有的曆史學家一致指出了愷撒的猶豫不決的態度。比如，普魯塔克就說，愷撒懂得渡河將會引起怎樣的災難以及後人將會對這一步作出怎樣的估價。蘇埃托尼烏斯則要人們相信，愷撒曾對和他同行的人們說：“要回去還不晚，不過一旦渡過這座小橋，一切就將要用武力解決了！”最後，阿庇安筆下的愷撒則講了這樣的話：“我的朋友們，如果我不渡河的話，這對我將是災難的開始，如果我渡河的話，那對所有的人將是災難的開始。”
雖然如此，愷撒在講了好像是那句曆史性的“骰子投下了”的話之後，仍然和自己的幕僚一道渡過了魯比康河。普魯塔克甚至報道了這樣的細節：這句著名的話是用希臘語講出來的。順便指出，如果愷撒真的講了這樣的話，那麼這是完全可能的，因為這句話正是從愷撒讀過，甚至喜愛的梅南德羅斯的作品中引用來的。此外，普魯塔克和蘇埃托尼烏斯都提到了渡河當時發生並且為這宿命的一個步驟辯解的所有各種奇妙的預兆。
這樣，內戰就爆發了。但是，是誰挑起了內戰，誰是它的發動者呢？是龐培與元老院，還是愷撒？對這個問題給以明確的回答，不是形式上的而是本質的回答，這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看來，需要重提一下上麵引用的西塞羅的話，即雙方都想發動這樣一場戰爭，而對於這句公道話還應當給以如下的補充：雙方不僅願意，而且發動了戰爭，就像常有的情形那樣。而盡管到現在為止，問題涉及的時而是龐培，時而是愷撒，時而又是加圖，但實際上，已經完全不是人控製事件，相反地，卻是迅猛發展的事件控製和指揮人了。
雖然如此，看來卻還是有根據指出，在內戰前夕龐培的立場和愷撒的立場之間的某種區別。通常人們認為，而且從前麵所說的一切也應當是：龐培從公元前52年，即從他第三次擔任執政官的時候起，在同愷撒的關係上已經有意識地想保持一定程度的疏遠，可能甚至想同他決裂。在他擔任執政官時期通過的法律就證明了這一點，盡管法律所作的附帶說明好像排除了直接和公開對抗的意圖。確實，在這鬥爭的開始階段，用普魯塔克的話來說，還沒有越過“演說和法案”的界限，也就是一般政治鬥爭的界限。這時龐培寧願采取迂回的辦法和進行幕後的活動，他常常用元老院的威信為自己打掩護。但他的全部行動帶有不是十分徹底的性質，同時也不是十分堅決的。
看來，隻有當龐培恢複健康之後，幾乎全意大利都向他表示愛戴和忠誠的時候，當從高盧的愷撒那裏把軍團帶來的軍官們向他謊報愷撒和士兵之間的相互關係的時候，當他確信，隻要他一“跺腳”，就可以得到完全作好戰鬥準備並有勝利把握的一支軍隊的時候，他才第一次在他麵前清晰地描繪出一副武裝鬥爭的現實前景。還是那個普魯塔克認為，所有這些情況衝昏了龐培的頭腦，結果他丟掉了平時的小心謹慎的態度，魯莽、輕率並且過分自信地幹起來了。
普魯塔克的說法很可能是正確的。但隻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正確的。僅僅用“勝利衝昏頭腦”這一個原因，未必能說明龐培的立場。在這樣的解釋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不成文的規則：大家知道，如果不是對勝利者進行判斷，那麼對戰敗者，人們的判斷卻永遠並且大部分是不公正的。人們不可避免地會用對於龐培的最後失敗的回溯性的意見來看待他的全部行為和行動。
無可爭辯的隻是：從產生內戰的實際威脅那時起，龐培的行動就開始一反常態了——他行動得遠比先前堅決和公開。他不是求助於元老院的威信，而是自己對元老院施加壓力了：他同愷撒的不共戴天的敵人結合起來，在談判中寸步不讓，最後，他還相當公開地談論戰爭不可避免的問題。於是就給人以這樣的印象：在這一衝突的最後階段，他甚至更願意對愷撒采取軍事行動，而不是政治鬥爭了。
完全可能這不僅僅是印象。除去“衝昏頭腦”和自信之外，毫無疑問，還應當考慮到推動龐培作戰的、更加深刻的內部原因。問題在於，在某一確定時刻，龐培看來十分清楚和肯定地懂得，在正在和將要用政治手段進行的鬥爭裏，他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並且他從來也沒有打敗過自己的對手，但如果產生武裝鬥爭的問題的話，那麼這卻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形勢，這裏是他的拿手好戲，因而這種較量的結果可能完全不同。這樣一來，對龐培來說，取得勝利，取得成功的機會正是同戰爭聯係在一起的，並且看來也隻是同戰爭聯係在一起的，更何況在這方麵，他實際上是有點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和能力。
但龐培的整個看法看來並不像普魯塔克所描述的那樣糊塗。相反，在某些作家的作品中，我們看到某些有意思的暗示，使我們能夠得出對事件進程的另一種印象。例如，阿庇安就記述說，龐培根本不是被從愷撒那裏率軍前來的那些軍官所欺騙，而是他本人收買了這些軍官，叫他們通過自己的發言對廣大的輿論發生一定的影響。順便指出，我們知道在戰爭爆發前不久元老院召開的一次會議上，龐培在發言中利用的正是這一手法。
至於愷撒，那麼他的情況就是另一回事了。根據全部情況來判斷，他不僅不害怕風雲變幻的政治鬥爭，而且，相反地，他還力圖進行這種鬥爭，因為他確信，在這個舞台上他總是能對元老院寡頭集團和龐培本人取得勝利的。因此，他就想利用一切機會以求和平解決爭端。當然，這並不是說什麼他生來愛好和平，也不是他完全排除了戰爭的可能性或者他過於害怕戰爭，而幹脆是這種情況：在當時的情況下，愷撒很想使用一個和平的辦法，即當他不在羅馬時取得執政官的地位，然後返回羅馬，甚至在放棄統帥權和解散軍團的條件下也在所不惜。順便指出，還有一個絕非不重要的考慮：以公開挑起戰爭的人物的身份出現，這對愷撒來說，事情就要複雜得多。元老院和執政官，也就是國家的代表，把劍交給了龐培，愷撒無論怎麼說也是同“合法的當局”對抗。
這些考慮也就決定了他的立場：不急於發動戰爭而是準備談判（甚至在他渡過魯比康河之後！）；願意作相當大的讓步，不是被逼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舉妄動。隻有當他對元老院的一切請求都被駁回或不予理會的時候，當元老院宣布非常狀態，並且開始在全意大利征兵的時候，最後，當保民官不得不逃出羅馬的時候——隻有到那個時候，確信用這類行動已“無法打動”自己的敵人的愷撒，才轉而采用另一種辦法——率軍進攻羅馬。
因此，兩種不同的立場就有兩種行動方針。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令人覺得奇怪的隻是：在糾紛的最後階段，競爭雙方的每一方的行動都絕不是超出，而毋寧說甚至違反了他們持有的立場。比如說，愷撒盡管他並不追求戰爭，但他剛剛停止猶豫，就像他一向的作風那樣，開始堅決而迅速地行動起來。反之，龐培希望戰爭，想依靠戰爭，但這次卻一反常態，他手足無措、行動無力、沒有信心，甚至好像不認真對待當前的事態。所有古代的作家完全一致地證實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