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路斯提烏斯給愷撒的兩封書信就是這樣。既然在信裏提出了某些改革的方案，所以人們常常稱這些信為《有關整頓國家事務的書信》（de re publica ordinanda），並且把它們拿來同另一份有趣的文獻作對比，這份文獻就是西塞羅就瑪爾庫斯·瑪爾凱路斯從流放中返回羅馬一事所做的演說。這是一篇表示感謝的演說。這篇演說是著名的演說家鑒於愷撒給予自己的宿敵以給人深刻印象的寬恕，在長期的間隔之後，於公元前46年9月在元老院發表的。當然，這不單純是一個人道的行動，而是明確的政治步驟，因為這時愷撒已經不能隻依靠自己先前身邊那一幫人，因此他甚至想尋求同元老院寡頭集團，也就是公開的“共和派”的接觸了。
現在我們並不打算詳細敘述西塞羅這篇演說的內容。老實說，演說中隻有提出了某些改革建議的部分才使我們感到興趣，因為這些建議是可以拿來同撒路斯提烏斯的方案進行對比的。從這個觀點來看待的西塞羅的演說，在本質上是建立在對作者本人來說是最重要的兩個因素上：一個是感謝愷撒對自己表示的寬大，另一個是堅持要求同一個愷撒著手“整頓”由於內戰而陷於混亂的國家事務。
西塞羅說：“這就是你的本分，你應當設法把國家的體製建立起來，然後自己安安靜靜地享受它。”他還說：“毫無疑問，後人在聽到或讀到有關你這位統帥、這位行省長官，有關萊茵河、大洋、尼羅河，有關無數次的戰鬥、難以想象的勝利，有關各種遺跡古物，有關節日和比賽，有關你的凱旋的記述時，是會感到吃驚的。但如果這座城市不因為你的關心和指示而得到鞏固的話，那麼你的名字便隻是在所有的城市和鄉村遊蕩，卻不會有一個長駐的地點和確定的住所。”隨後，作者又強調指出，甚至在未來的世代中間，在評價愷撒的事業時也會出現巨大的分歧，隻要這一事業不是因他最後熄滅內戰之火而結束的話。
演說的這種結構在某一方麵確實同撒路斯提烏斯的書信有相近之處。在有關文獻中人們已經指出，在西塞羅的這一演說中，也和在撒路斯提烏斯的作品裏一樣，對愷撒表示的感謝是和關於下述情況的提示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的，即在內戰結束之後，還有一項新的、看來是更加偉大的任務——重建羅馬國。愷撒應當執行這一任務，而實現的手段大體上也就是在撒路斯提烏斯的書信裏建議的那些。這就是整頓法庭，恢複信貸，抑製驕奢淫逸的作風，關心後一代以及用嚴刑峻法把這一時期崩壞的一切“結合在一起”，換句話說，也就是“從道德上使國家和人民得到重生”的綱領。
這樣看來，西塞羅為瑪爾凱路斯辯護的演說和撒路斯提烏斯寫給愷撒的書信，無論就這兩個文獻的總的精神而論，還是就兩位作家提出的那些具體建議而論，相互間都是可以比較的。進行對比的這兩種方針都合理到什麼程度？我們認為，如果這些文獻，毫無疑問，就其總的“方針”、總的目標和它們的總的“情況”而論是相互接近的話，那麼，當問題涉及具體的方案和建議時，答案卻應當小心些，或者說得更確切些，應當按情況給以比較不同的處理。
比如，在撒路斯提烏斯的時間較早的那封書信裏提出的改革方案，無論如何也不能僅僅歸之於道德複興方麵的任務。在這封書信裏，我們已經看到，撒路斯提烏斯本人把改革分成兩個基本的類別或方向：人民的複興和元老院的革新。而如果說，元老院的革新還可以用接近於“道德的”改革的辦法，即實施秘密投票（同時增加元老的人數）的辦法而完成的話，那麼，在人民複興的方案和措施方麵，撒路斯提烏斯認為最重要的就是進行土地改革，而這就未必是隻用“道德複興”這樣的框框所能包括的了。
此外，還不能忘記，在撒路斯提烏斯的前一封和後一封書信之間有一條相當明確的界限，這就是說，應當考慮到作者對寫信的對象的態度上的變化和改革方案本身的變化。如果根據前一封書信，人們很自然地會得出如下的結論，即愷撒當時在撒路斯提烏斯的心目中是唯一可以指望進行國家體製方麵的改革的政治活動家的話，那麼，在後一封書信裏，就明顯地出現了對愷撒的不信任，甚至感到失望的特點。至於後一封書信中的改革方案本身，它們具有相當膚淺的性質，不過是一些應急的實際措施而已，而其中最認真的要算是關於杜絕奢侈風習的建議了。
這之外，還可以指出另外一種傾向。確實，現在，也就是第二次寫信給愷撒的時候，撒路斯提烏斯認為公民們在道德方麵的缺陷是羅馬社會的衰落和腐化的主要原因。這是在原則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個因素。這樣一來，撒路斯提烏斯在某種程度上就接近於要使社會得到“道德上的重生”的綱領，而這也就使他的立場——但隻是從這一因素來說！——同反映在西塞羅為瑪爾凱路斯所做的感謝演說中的立場接近了。
還要探討一下如下的問題，即愷撒的全部實際活動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或相反的，不符合西塞羅和撒路斯提烏斯所表述的“方針”和具體建議。我們不能不指出，愷撒在公元前50年到公元前46年間在內政方麵的活動，不僅不符合於撒路斯提烏斯的建議，而且有時同他的方案的主旨是直接對立的。至於愷撒的活動是否符合西塞羅在為瑪爾凱路斯辯護的演說中提出的、使羅馬社會得到“道德上的再生”的綱領的問題，那麼，盡管有人提出這樣的觀點，即這一綱領反映在不僅是愷撒，而且是奧古斯都的立法之中，但我們仍傾向於認為，並不存在十分有力的根據，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所以不存在，毋寧說是因為對於“重生的綱領”，這一點很容易看出，西塞羅陳述得如此一般化又如此簡單，以致它無論如何不能成為進行如此深刻對比的素材。
正如前麵已經指出的，我們毫無疑問已經看到了在內戰的動蕩之後有關複興國家的各種不同的“意見”。無論西塞羅、撒路斯提烏斯還是愷撒，他們為自己提出的正是這樣一項任務，所不同的隻是，在前兩個人看來，這任務是高度理論性的，而且兩個人都是谘議顧問的身份；而對愷撒來說，這同樣的一項任務則成了一件必須做的迫切的和實際的事情。而如果人們有理由談到對這一任務的不同理解的話，那麼這樣的分歧毋寧說決定於理論和實踐之不一致，而不是決定於抽象範疇（“城邦”——“帝國”或者“元首製”——“君主製”）之間的鬥爭。
但愷撒選擇了哪一種辦法呢？對於使國家複興這樣一個任務，他是如何理解的呢？在考慮了形勢和當時的力量對比之後，他選擇了怎樣的道路呢？
當塔普蘇斯一戰取得勝利之後，愷撒以勝利者的姿態返回羅馬時，由於內戰的決定性的階段已經過去了，他麵臨的第一個刻不容緩的任務就是滿足他的士兵的需要和要求。因此這時有了分配和給予土地的政策，並且發放了慷慨的賞賜。緊接在這之後，則要求計算損失——不僅是在戰場上作戰的人們的損失，還有在公民中間造成的損失。這一相當廣泛的問題又分成一係列比較局部的任務。進行的人口調查表明公民的人數災難性地下降了。因此又采取了這樣一些措施，如反對僑居國外的法律和自治市法。但這些毋寧都是一種抑製性的、消極的而絕不是積極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因此應當把愷撒的擴大公民權和開辟移民地的措施（下麵還要談這些措施的稍稍不同的方麵）也歸入這一類。不過這還不夠。“計算損失”這一總的任務（同時還計算現有兵力的損失）要求對城市流氓無產者的問題提出某種解決辦法。而同愷撒想解決這一問題的試圖有聯係的，又是移民政策和把無償領取口糧的人們的數目壓縮到十五萬人（這就是說一半還要多！）。
最後，愷撒需要解決的，還有這樣一個任務，這就是恢複國家機構的正常的，並且是按照愷撒本人的利益加以調整的活動。屬於這一方麵的有這樣一些措施，諸如補充元老院的名額、有關增加高級官吏人數的法律、有關行省的法律、有關獨裁官和民會之間相互關係的新的規定。但是不能把“複興”國家機構的任務看成是和同一問題的另一個方麵——就是愷撒力圖尋求一個新的和相當可靠的社會支柱——割裂開來的。但是有關社會支柱的問題，這是一個特別重大的問題，因而需要特別加以討論。
為了恢複為內戰所動搖的國家體製，愷撒所選擇的道路（或方案）在我們看來就是如此。不難相信，這條道路同撒路斯提烏斯在他的前麵一封書信中所表述的那些空想的建議以及同西塞羅在他為瑪爾凱路斯辯護的演說中所提出的“從道德上複興國家和人民”的綱領（它比較接近撒路斯提烏斯在他給愷撒的最後一封書信中提出的改革方案）有相當明確的區別。滿足軍隊的要求、鞏固和“恢複”羅馬的（正是羅馬的！）公民權，使國家機構職責分明並使之適應於新的條件——這正是愷撒選擇的方案。它有別於上麵列舉的各種改革方案，並不像抽象的“帝國”理想有別於同樣抽象的“城邦”理想，而是像按照全部具體情況擬訂的實際計劃有別於理論的和“書齋式的”學說。
但是，愷撒的改革活動、他在“恢複國家體製”方麵所作的努力不久就中斷了，因為愷撒要趕忙離開羅馬，到最後一個，然而對愷撒來說絕不是新的戰場——西班牙——上去。這裏的形勢相當嚴重。
阿非利加戰役結束之後，駐在遠西班牙的兩個軍團又發生了騷亂（他們先前就反對過克溫圖斯·卡西烏斯），趕跑了行省長官蓋烏斯·特列波尼烏斯，並宣布支持龐培派的事業。當龐培的長子格涅烏斯來到西班牙時，他立刻被宣布為總司令官。不久塞克斯圖斯·龐培（龐培的幼子）、提圖斯·拉比耶努斯和阿提烏斯·瓦路斯也來到了這裏。他們把艦船和阿非利加的軍隊中保全下來的部分帶了來。在他們的積極參加下，格涅烏斯·龐培十分賣力地在比較短的時期內就能夠集合一支龐大的兵力：他手裏有十三個軍團，還不算從瑪烏列塔尼亞的國王波庫斯——此人對愷撒解決努米地亞問題的辦法不滿，所以叛離了他——手中取得的輔助部隊。當然，上述軍團並不完全是羅馬公民組成，不過除了把特列波尼烏斯趕跑的那兩個軍團之外，仍然有幾個軍團是由阿弗拉尼烏斯的老兵，由這樣一些城市如意大利卡或科爾杜巴的羅馬居民組成，並且在軍事方麵是不會引起懷疑的。愷撒的副帥——克溫圖斯·法比烏斯·瑪克西姆斯和克溫圖斯·佩狄烏斯——並不能對付如此嚴重的敵人，而隻有由蓋烏斯·狄狄烏斯統率的艦隊（他還是愷撒從阿非加利返回途中留在撒地尼亞時被愷撒派來的）取得了一些勝利——在反對阿提烏斯·瓦路斯的海戰中取得的勝利。西班牙的總的情況使得愷撒之參與軍事行動成為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了。
這次愷撒根本不想離開羅馬。他之離開完全是不得已的，他不得不把大量沒有辦完的事放開，並且在一段時間裏——而且期限又不是很明確的——放棄實現已經擬訂的一係列的計劃。愷撒離開的時間非常不巧，而這是由於個人性質的原因：克列歐帕特拉在羅馬，甚至就在愷撒家裏，她是帶著他剛生下來的兒子前來的。她說這個兒子是愷撒的，並且希望得到愷撒的允許給嬰兒起他的名字。愷撒這時自己的妻子健在，卻又把克列歐帕特拉接到自己家裏來，這件事在羅馬人中間造成了極壞的影響，並且長時間成為到處傳播的流言飛語和世間謠言的對象。
然而，不管怎麼說，行程還是決定下來了。盡管如此，在離開羅馬之前，愷撒處理了有關治理行省和羅馬本城的一係列刻不容緩的事項。至於行省，則愷撒關心的是任命公元前45年度的長官的問題，而且其中的某些人，例如戴奇姆斯·布路圖斯或撒路斯提烏斯的統治權的期限被延長了，某些人則重新得到了任命。在羅馬本城，由於沒有時間，也可能不想召開選舉的民會，愷撒采取了另一種辦法。隻進行了保民官（還有平民營造官）的選舉。對於其他的高級官吏，一般的程序被破壞了。由於愷撒擁有獨裁官（第三次）和執政官（也是第三次）的權力，所以他任命瑪爾庫斯·埃米利烏斯·列皮都斯為騎兵長官，因而也就是他本人不在羅馬時的代理人。順便指出，瑪爾庫斯·埃米利烏斯·列皮都斯同時又是執政官。他又從八位行政長官級的市長官（其中六個人代理行政長官和營造官，兩個人代理財務官）當中為列皮都斯指定了一位特殊的同僚。看來在愷撒去西班牙之後，到年底才在列皮都斯的主持下召開了百人團民會；愷撒在會上第四次當選為執政官（公元前45年度），而且是沒有同僚的執政官。同愷撒接近的這樣一些人，如歐皮烏斯和巴爾布斯（他們雖不擔任公職，卻仍然有很大影響，並且同愷撒保持密切的接觸）在促成這一非常的統治體製方麵也起了顯著的作用。
當然，這樣的權力組織在羅馬，特別是在元老院集團當中，是不能得到同情的（盡管這種情況並不是第一次了，公元前47年羅馬也沒有一般的高級長官）。總的氣氛也是敏感的，不安和懷疑的情緒占了上風。曠日持久的內戰，它之不斷重新爆發，這毫無疑問激怒了獨裁官，會促使他采取某些對策，而最後還會改變他對政敵的態度，使他實施許多羅馬人遠還沒有忘記的恐怖和剝奪公民權的政策，用來替代仁慈的口號。
愷撒為公元前45年確定的統治製度毋寧是證實了這種擔心。在這種形勢下，社會的思潮、情緒，甚至社會心理都變換得十分迅速。同撒路斯提烏斯在自己的書信中提出的或西塞羅不久前在《為瑪爾凱路斯辯護的演說》中提出的看法接近的那些方案、想法、建議的空想性變得越來越明顯了。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清楚戰爭是什麼性質，所有的人都明白，鬥爭根本不是為了共和國的複興，而隻是為了爭奪權力和統治地位。公元前45年1月西塞羅寫到，對於任何一個正直的人來說，身居羅馬都是一個極大的不幸，因為國家和個人財產的毀滅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羅馬那樣表現得如此顯著。至於戰爭，按照他的看法，大概不會長久拖下去，而盡管促使敵對者雙方拿起武器來的原因好像並不一樣，但不管哪一方麵取得勝利，他都看不出很大的區別。
愷撒是在12月初離開羅馬的，二十七天後他已經到了克溫圖斯·凱利烏斯和法比烏斯·瑪克西姆斯的營地。營地就設在離科爾杜巴大約六十公裏的歐布爾科附近。指出下麵一點是有意思的：他後來在《旅程》（Iter）中記述了這一行程，可惜這一作品沒有保存下來。正有如在巴爾幹和阿非利加戰役中的情況一樣，現在，在西班牙戰役開頭的幾個星期，愷撒並沒有足夠的兵力，並且在糧食供應方麵也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但即使這一次，敵人仍然未能利用自己的優勢。很快地雙方的兵力就差不多相等了。
格涅烏斯·龐培把烏利亞包圍了幾個月，烏利亞進行了頑強的抵抗，並保持了對愷撒的忠誠，愷撒能夠派出很大一支增援部隊去幫助被圍攻的人們。此外，他還成功地使用了牽製的計劃。他向科爾杜巴的方向推進，這座城市被認為是行省的首府。這裏有塞克斯圖斯·龐培率領下的一支衛戍部隊。愷撒向科爾杜巴的方向推進，這使得格涅烏斯·龐培不得不撤除對烏利亞的包圍。愷撒在1月親自圍攻有大量糧食儲備的阿鐵古阿城。甚至在這個冬季，他們都極為努力地修築圍城工事。城市完全被包圍了。盡管羅馬的衛戍部隊（即龐培派的部隊）進行了頑強的抵抗，這座城市是公元前45年2月19日因猛攻而陷落的。被龐培派認成是幾乎難攻不落的堅強要塞的失陷引起了廣泛的反響：就和前幾次戰役的情況一樣，敵人的陣營中開始出現了開小差的現象，有大量的士兵逃到愷撒這一邊來。許多西班牙的公社明顯地傾向於愷撒一方麵了。
又發生了一些衝突，最後才發展到了決戰的地步。這就是著名的孟達之戰（前45年3月17日）。愷撒麾下有八十個步兵中隊（部分是由第三、第五和第十軍團留下的隊伍組成）和多達九千騎兵。對方的軍隊都配置在高地上。愷撒等待敵人下到河穀來，並渡過了兩個陣地之間的河流。但這次這一打算並未能實現。當愷撒的軍團逼近河流時，龐培派也沒有想到要離開他們在高地上的陣地。愷撒的軍團在對方的嚴陣以待的陣地麵前停了下來。雙方展開了激烈的戰鬥，在很長的時間內都不能決定戰鬥的結果。在某一個時候，愷撒的士兵甚至害怕了。於是愷撒趕忙跑過來，抓起盾牌衝上去，並且叫著說，讓這一天是他最後的一天，而全部出征是戰士們自己的最後一次出征吧。在百人團長們還未來得及趕來解救他之前，他已經向投槍如雨的敵軍陣線衝去了。然而這一殊死的勇敢行動造成了一次轉折，戰鬥以新的力量激化起來。天已經向晚了，這時站在愷撒一麵作戰的瑪烏列塔尼亞國王波古德——波庫斯的兄弟和共治者——出於自己的主動，使騎兵深入敵人的後方進行襲擊，並且進攻了敵人的營地。拉比耶努斯看到了這一著，就向後撤回了自己的五個步兵中隊，這樣就削弱抗擊敵人的前線力量。這實質上就決定了戰鬥的結果。龐培派逃跑了。愷撒獲得了全麵的勝利——他的損失不超過一千人，而敵人單單陣亡的就在三萬人以上。拉比耶努斯和阿提烏斯都死在戰場上了。愷撒下令掩埋了他們的屍體。孟達之戰看來是內戰的所有戰鬥中最頑強和最酷烈的一次戰鬥了。難怪在戰鬥之後，愷撒對自己的朋友們說，他曾多次為勝利而戰，現在卻第一次為保全性命而戰了。
這之後不久，科爾杜巴、希斯帕利斯就投降了愷撒，而孟達則向他的副帥法比烏斯·瑪克西姆斯投降了。塞克斯圖斯·龐培從科爾杜巴逃走而得以活命。格涅烏斯本人卻不那麼幸運。他也想逃跑，但是被敵人追趕上因而被殺死了。他的首級被送到希斯帕利斯的人民那裏去示眾。愷撒在這座城市裏留到公元前45年4月底，處理了西班牙的事務，然後就去加地斯。積極支持過龐培派的城市和公社都被沒收了財產，並且要支付苛重的賠償金（例如科爾杜巴和希斯帕利斯）；反之，支持愷撒的城市則取得了各種不同的優惠和特權。愷撒實行的措施使人們相當清楚地認識到他的殖民政策和有關公民權的政策。
到愷撒的時代，西班牙的羅馬化的程度已經相當深了。不少城市享有拉丁權，而某些城市還享有羅馬公民權。同盟戰爭的結果，而後來是謝爾托裏烏斯戰爭，對羅馬化的過程產生了特殊的影響。當愷撒派和龐培派之間的鬥爭在西班牙的土地上展開時（在第一次以及第二次西班牙戰役期間），當地的城市和公社都相當積極地參加了這一鬥爭，而在鬥爭的過程中組成的軍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當地的土著來補充的。而現在，在孟達之戰以後，愷撒便把公民權給了許多公社，其中某些公社甚至變成了“羅馬公民的移民地”。比如，在希斯帕利斯的領土上便出現了兩個移民地，它們的名稱都有對羅慕路斯和愷撒本人表示敬意的意思。保持了忠誠的城市烏利亞也被變成了這樣的移民地，並且起了相應的名稱ColoniaFidentia。從僅僅是部分地傳下來的、有關蓋尼提瓦這個移民地的決定中，我們可以得到有關這些“羅馬公民的移民地”的某種概念。決定中指出，移民地的建立是“遵照獨裁官的命令”進行的，然後又強調說，全體公民在需要時都應當應召參加軍隊；而最後，則禁止選舉元老（和他們的兒子）為保護人。從某些資料來判斷，愷撒在阿非利加建立的移民地也具有同樣這些特點。
愷撒在離開西班牙時，把遠西班牙行省的治理權交給了蓋烏斯·卡爾裏那斯。他離開的日期已不大容易確定了；我們也不清楚愷撒在納爾波高盧停留了多久——他是穿過納爾波高盧返回羅馬的。我們隻知道他在這裏會見了瑪爾庫斯·安托尼烏斯，此後他們就同路了。我們還知道，公元前45年9月13日愷撒在自己的拉維卡努斯莊園（在拉提烏姆，離圖斯庫路姆不遠）停留時立下了遺囑，而到10月初才重新在羅馬本城露麵。
在愷撒離開羅馬期間直到孟達之戰勝利的消息到達的時候，羅馬人的情緒和一般形勢依舊是驚惶不安和不明朗的。不僅是根據西塞羅給友人——這些友人過去都是龐培派，他對這些人完全可以開誠布公地講話——的那些書信，而且根據其他某些官方意義不怎麼大的例子和事實，也可以看出這一點來。就中也同愷撒本人通信的同一個西塞羅曾因為自己鍾愛的女兒圖利婭的死亡，甚至得到愷撒從西班牙寄給他的表示慰問的信。盡管如此，西塞羅在公元前46年年底（也可能在公元前45年年初）仍然發表了熱情歌頌愷撒的死敵加圖的作品。這部作品的發表在羅馬引起了真正的轟動，它對羅馬輿論的影響如此之大，以致愷撒認為有必要甚至在戰爭最緊張的日子裏（孟達之戰的前夕），不僅親自給西塞羅寫了回信，而且還寫了一整部作品（共兩卷）來作答。愷撒把這一作品抗議性地定名為《反加圖論》，並在這一作品中間，除了向西塞羅講了一些客套的恭維話以外，還對西塞羅作品的主人公本人進行了大量憤怒的指責。
盡管如此，孟達之戰的勝利的消息剛一傳到羅馬，據古人自己提供的證據，就使人們對愷撒產生了如此大的恐懼，並且使他取得了他之前任何人任何時候都沒有取得過的榮譽，比如至少阿庇安就談到了這一點。他就用同樣這些原因來解釋，為什麼在孟達一戰之後人們給了愷撒極大的、從未有過的榮譽。這個問題前麵我們已經談過了。但我們隻談了把統帥、祖國之父、解放者的頭銜給予愷撒的事情，談了要他連續十年擔任執政官的事情（順便指出，他拒絕了這一建議），但是關於其他可能不大現實，然而肯定同樣輝煌的榮譽，我們卻沒有談到。
比如，元老院曾下令為勝利舉行五十天的感恩祈禱。元老院還特準愷撒在出席一切賽會時穿凱旋者的服裝，頭戴桂冠，還可以穿紅色的高筒靴——按照傳統，這種靴子是過去阿爾巴—隆加的國王穿的。元老院和人民決定由國庫出錢在帕拉提烏姆山上修建一座邸宅，而且，他取得勝利的日子都被宣布為節日。在比賽和遊行時，人們要在豪華的抬床上安放他的象牙雕像（similacrum）；在克維裏努斯神殿裏和在卡皮托利烏姆山上眾王的雕像中間也要為愷撒立像。而按照蘇埃托尼烏斯的說法，這樣的榮譽已經超過了人類的限度，是到當時為止任何一個人也未曾取得過的。
在愷撒從西班牙回來後不久，他便舉行了新的（第五次！）凱旋式。他給了人民兩次款待（prandiùm）；愷撒本人覺得第一次過於寒磣，四天之後又款待了一次。但是這些慶祝活動（愷撒還允許他的兩名副帥舉行凱旋式）在羅馬人心目中造成了痛心的印象，因為所謂勝利，乃是對自己同胞的勝利，而不是對異族或外國統治者的勝利。
凱旋式之後不久，愷撒就交出了沒有同僚的執政官的稱號，並且為剩下的三個月舉行了新的執政官的選舉。在這三個月裏，顯然是按照愷撒關於高級長官的法律選出了行政長官和財務官以代替市長官。這樣看來，國家的情況好像是正常化了：內戰的最後一個戰役勝利地結束了，敵人已經被擊潰，對羅馬和各行省的統治日益走上正軌，而取得了羅馬前所未聞的榮譽的愷撒則居於榮譽和權力的頂峰。
外表堂皇的畫麵看起來就是這樣。但是在這如此光輝燦爛的表麵背後隱藏著的是什麼呢？現在大概是比較徹底地探討一個具有頭等意義的問題的時候了，然而對於這個問題，迄今我們隻是大略地觸及一下——這就是愷撒的社會支柱的問題，更何況事件的進程本身也要求在這個問題上有個明確的方向，並且迫切需要解決這個問題。
愷撒也和羅馬的任何一位著名的政治活動家一樣，在政治上身邊有一批人，也就是某種“個人的政黨”。參加這一政黨的、擁護他的人們因多種多樣性質的“必然的”聯係而結合在一起。這種聯係包括親屬的、被保護關係的、朋友的、公務的、事業的、最後還有純政治的聯係——可能正是這樣的聯係要放到最後。同愷撒接近的看來並不是占據重要行政職位的那些人，如瑪爾庫斯·埃米利烏斯·列皮都斯、瑪爾庫斯·安托尼烏斯、普布利烏斯·謝爾維利烏斯·伊掃裏庫斯和愷撒任命的各行省的長官，而毋寧說是，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影子內閣”的成員，他們是愷撒的非官方的、往往又是不公開的顧問人員，但是無論對愷撒本人以及對事件的總的進程，他們都仍有很大的影響。
在獨裁官身邊的人物當中，我們熟悉的有這樣一些人。他們是：蓋烏斯·維比烏斯·潘撒，此人過去是馬裏烏斯派，後來是愷撒派，公元前43年度執政官（這時愷撒已經死了）；奧路斯·希爾提烏斯，此人參加過對高盧的出征，並且是《高盧戰記》第8卷的作者。他是公元前46年度的行政長官，公元前43年度的執政官（和潘撒一道）；蓋烏斯·歐皮烏斯，此人是愷撒的心腹和私人的朋友，而在古代，他被認成是——看來，沒有充分的依據——記述亞曆山大和阿非利加戰爭的戰記的作者；路奇烏斯·科爾涅利烏斯·巴爾布斯，此人年輕時曾在龐培部下服役，後來成了愷撒的朋友，他和歐皮烏斯一道，對愷撒有巨大的影響；蓋烏斯·瑪提烏斯，此人也是愷撒的私人的朋友，他從未擔任過任何公職，並且沒有參加過任何政治生活；此外還有一些我們不大了解的人。這一特殊人物的集團，愷撒身邊的人物，從一切情況來判斷，還應當包括愷撒特別喜歡的、過去的積極的龐培派，比如瑪爾庫斯·優尼烏斯·布路圖斯和蓋烏斯·卡西烏斯·隆吉努斯。
這樣的支持力量，也就是這樣的幫派（factio）、“個人的政黨”，如果說，問題涉及的是元老院範圍以內的政治陰謀和鬥爭，或者甚至在玩弄同一個元老院和民會之間的矛盾時，它還可能是必要的和頂用的話，那麼，當現在出現了有關統治實際上是獨裁統治一個巨大的國家的問題時，就應當考慮到一個遠為強大和廣泛的基礎了。在我們看來，愷撒——有時是直覺地，但有時是自覺地——是在積極地設法，而且是從極其多種多樣的方麵，來解決這一任務。在當前的情況下，我們指的是愷撒對軍隊的政策、他的移民政策和公民權政策，最後還有他的著名的仁慈政策。現在我們就來比較詳細地談一下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