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達之戰以後在羅馬造成的局勢，其反常之處就在於——正是在這個時候，即當愷撒處於榮譽和顯而易見的強大威力的頂峰的時候，當內戰勝利結束的時候，他的地位不僅沒有變得鞏固，而且，恰恰相反，竟大大地削弱了。這種情況是怎樣產生的呢？
自從愷撒由西班牙返回羅馬到公元前44年不祥的3月15日，這中間總共隻有五個月的時間。在這一期間，沒有發生任何重大事件，尤其是對抗性的重大事件。從表麵來看，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裏，愷撒提出了一係列廣泛的計劃（這些計劃前麵我們已經談到過）——從對帕爾提亞人的戰爭直到疏幹彭普提努斯沼澤地。由於他提出了所有這些方案，元老院又明令把新的榮譽加到他的身上。然而除去那些遠景措施以外，他也沒有忘記比較迫切的事情。愷撒首先補充了元老院：他從元老院開除了一些人，又把自己的人補充進去，並且不惜把元老的稱號贈給甚至被釋奴隸和士兵，其中包括來自高盧，並且隻是在不久前剛剛取得羅馬公民權的人。顯而易見，這時元老的人數增加到了九百人。
隨後又安排了公元前44年度官吏的選舉事宜。在這次選舉期間，愷撒當然還是按照他原來的規定行事，也就是說，候選人有一半要由他來推薦。選舉是在12月舉行的。當選執政官的是愷撒本人和瑪爾庫斯·安托尼烏斯。在十六個當選的行政長官當中就有瑪爾庫斯·優尼烏斯·布路圖斯和蓋烏斯·卡西烏斯·隆吉努斯，而且愷撒還委托布路圖斯擔任市長官，又委托隆吉努斯負責處理同外國人有關的事務。
在這之後又舉行了營造官和財務官的選舉。在這次選舉時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在12月31日召開特裏布斯民會時，人們得知公元前45年度執政官克溫圖斯·法比烏斯·瑪克西姆斯去世的消息。根據愷撒的命令，特裏布斯民會被改為百人團民會，而就在行將過去的這一年的最後一日，補選了蓋烏斯·卡尼烏斯·列比路斯為執政官。列比路斯是阿非利加和西班牙戰役中愷撒的副帥。這一選舉喜劇為西塞羅的俏皮話和輿論提供了材料。輿論對愷撒是不利的，它指責愷撒的“專擅橫暴的”作風。
公元前44年，愷撒第四次成了獨裁官，而他擔任執政官則是第五次了。他的地位看來是沒有爭議的了；元老院明令授予他的新的榮譽已經不單是能與國王的身份相比，而且等於是公開的神化了。比如，現在在處理國務的時候，他不僅可以坐高級官吏的座椅，而且可以坐鍍金的座椅；不僅可以穿紅色的靴子（像過去阿爾巴—隆加的國王那樣），甚至有權穿國王的服裝。還規定把愷撒取得勝利的日子定為每年的節日，而每五年司祭和維司塔貞女都要為他舉行祈禱。以愷撒的名義起誓在法律上被認為是有效的；而且他未來的一切命令都預先取得法律上的效力，因為高級官吏在就職時都要宣誓不反對愷撒所決定的任何事情。
為愷撒指定了由元老和騎士組成的榮譽衛隊，而且，元老院還應當發誓保衛他的生命。最古老的節日之一——盧佩爾卡利亞節——原來有兩個司祭團（Luperci Quintiliani和Fabiani），而現在又為它建立了第三個司祭團（Luperci Juliani）。在所有的神殿和公共場所都要向愷撒獻牲和上供。在全意大利、各行省以及同羅馬友好的一切國家都要為他舉行各種各樣的賽會。克溫提利斯月（Quintilis）被改為優利烏斯月（Julius），一個特裏布斯改用了優利烏斯的名字，而最後，又為愷撒修建了一係列的神殿，而其中有一座是為愷撒（他的稱號是Juppiter Julius，即朱比特·優利烏斯）和Clementia（即仁慈女神）共同修建的。元老院決定把所有這些榮譽用黃金的字母寫到卡皮托利烏姆山上朱比特神神像座下的銀柱上。
這樣看來，愷撒在事實上的神化是沒有特別值得懷疑的了。在現代史學中，人們多次觸及這樣一個問題，而其中爭論最多的看來卻可能是如下的一個因素，即愷撒本人生前是否也力圖要人們把他崇奉為神，還是他並沒有超越傳統的範圍，並且沒有失去政治上的清醒頭腦和分寸？但人們有時發現，神化的思想——這隻不過是愷撒對王權的熱烈追求的壞的一麵。
H.蓋什在專門研究這類問題的一部作品中得出了在我們看來是很有說服力的和值得注意的結論。首先，這部作品完全正確地指出，不同的作者常常把各種不同的內容加給“神化”這個詞，或者，說得準確些，把這個詞理解為性質和意義大不相同的行為。因此，該書隨後指出，人們要分別情況適當地使用“神化”和“造神”兩個詞，而在它們之間作出明確的區分。
那麼二者的區別在什麼地方呢？作者認為，“神化”是好像敬神那樣地把榮譽給予一個人，但是從神權的意義來說，被崇敬的人不能算是國家的神，他隻是受到特別的崇敬和“提高”而已。至於“造神”，則應當認為這是把一個人列入國家的神的行列，它是經過神權當局正式批準，並且由國家首倡而施行的。而且在這種情況下，應當履行表現國家其餘諸神地位的特征的所有各項要求，也就是說，應當具備的條件是：（一）崇拜（祭儀）的名稱；（二）崇拜的地點；最後則是（三）由司祭負責執行的崇拜。在羅馬，人們認為這三個正式的條件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如果不履行上述所有這三個前提，“造神”就不可能存在。
在愷撒的“事例”中，情況又是怎樣的呢？作者仔細分析了全部決定和法令、全部表示敬意的命令，並且把它們或者歸之於“神化”，或者歸之於“造神”，然後得出結論說，史料中有一項法令在愷撒生前就把他變成了神，並且在這裏提到了所有三個必不可缺的前提或條件。同時作者還指出了一個重大的矛盾：盡管存在著這樣的法令或命令，我們卻知道，在愷撒去世以前，實際上並沒有一個崇拜的地點，而被認成是愷撒的司祭的安托尼烏斯也不曾執行自己的任務。
一般的結論就是這樣。使愷撒“變成神”的決定（或法令）是在愷撒生前便通過了的，史料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但這些決定是直到愷撒死後才付諸實施的。就這一點來說本質上並無矛盾：可能所有通過的命令都正是為了將來著想的。這種做法完全“適合於”曆史情況和那一時代所特有的想法。愷撒本人的行為和人們加給他的榮譽好像都是以這種崇拜為神的方式為前提的，更何況有關下述一點的看法已經存在並廣為流傳，即作為一個好的統治者而不是暴君的國王，他在死後是理應崇奉為神的。
最後，作者關於愷撒死後成神的意見不僅得到具體曆史資料的證明，而且還有平行的事例作為依據，即當時人們認為凡對國家有一定功勳的人都可以成神。這是一種獎賞，雖然這種獎賞隻有在死後才能實現，但是受到獎賞的人——具體地說就是愷撒——卻有權利和可能在生前便知道這件事情。但是，從另一方麵來說，如果“成神”隻是死後的獎賞，那麼，當然，愷撒的王政性質的要求，他那要取得國王頭銜和王冠的願望，就不應當像某些研究者所認為的那樣，表現為公開破壞羅馬政治傳統的、完全“喪失理智的”行動。
盡管如此，如下的情況仍然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即在給予榮譽的無數法令和決定的條件之下，在人們普遍表現卑躬屈膝的情況下，開始日益頻繁地出現有關愷撒和王冠的談論，而獨裁官身邊的那些同他最接近的人因自己的那種有時幾乎是煽動性的行動，使人們有相當重要的依據相信這樣的傳聞和議論。
比如，據阿庇安說，有一個人特別同意愷撒很想做國王的傳說，於是在愷撒像上，就給它戴上了纏繞著白色帶子的桂冠。保民官瑪茹路斯和凱塞提烏斯搜索並逮捕了這個人，借口就是他們這樣做會使愷撒感到高興，因為愷撒先前早就反對人們把他說成是國王。根據還是那個阿庇安所提供的證據，愷撒對這一事件的反應是十分冷靜的，而隻有當他從阿爾巴返回羅馬時，人們在城門那裏又像對待國王那樣地歡迎他，並且當保民官再次搜索發動這次歡迎的人，並將此人逮捕的時候，愷撒才“失去了耐性”，並且在元老院發表談話，指責保民官們，說他們別有用心地想使人們懷疑他有施行暴政的意圖。他並且認為應當把他們處以死刑，但這次僅限於撤銷他們的職務，並且把他們開除出元老院。
保民官的權力一直被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因此撤銷他們的職務就給人們造成了極壞的印象。在這些事件發生之後不久，愷撒就被宣布為沒有限期的獨裁官。對帕爾提亞作戰的準備工作開始了。在羅馬，開始有這樣的消息傳布開來，說由於出征，首都將遷往伊利昂或亞曆山大，而為了使愷撒同克列歐帕特拉的結合合法化，將要提出一項法案，根據這一法案，隻是為了能夠有後裔，愷撒就可以同隨便多少女人結婚。
在2月15日慶祝盧佩爾卡利亞節的時候發生了新的事件，這一事件仿佛證實了愷撒的王政意圖和“作風”。當時瑪爾庫斯·安托尼烏斯不僅僅是執政官，而且還是參加為優利烏斯家族舉行的節日賽跑的人們的主持人；安托尼烏斯在比賽期間跑到愷撒那裏去，想把王冠戴到他的頭上。響起了隻是稀稀落落的，並且正像普魯塔克所寫的那樣，預先布置的鼓掌歡呼聲。但是當愷撒拒絕接受王冠時，在場的全體人民則鼓掌歡呼。這場表演重複了兩次，而愷撒考慮到在場的人們的反應，便下令把王冠送到卡皮托利烏姆山上的朱比特神殿去。
但是所有這一切放到一起便造成了一種十分明確的不滿氣氛。因此在選舉公元前43年度的執政官時，人們就把大量的票投給被愷撒十分不公正地撤去了職務的保民官瑪茹路斯和凱塞提烏斯。在半傳說的人物布路圖斯的像上有人寫著：“如果你活著多好啊！”，而布路圖斯的後裔和有布路圖斯的光榮的名字的人瑪爾庫斯·優尼烏斯·布路圖斯則在他以市長官的身份占據的審判台上發出這樣的號召：“布路圖斯，你睡著了！”或是“你不是布路圖斯！”。這種做法當然不會不發生作用。
輿論形成了，如果說還沒有形成具體的陰謀，至少已經形成了一種相當明顯的對立情緒。西塞羅發表了他的有關加圖的著作，這件事可以認為是這種對立情緒的最早表現之一。正像愷撒本人所曾做過的那樣，對於這種表現，應當認為是有一定的分量，並且應當給以一定重視的。如上所述，這件事發生在愷撒去西班牙作戰之後不久的時候，在當時曾引起了極大的轟動。西塞羅的這一著作對羅馬輿論的影響非常之大。大家還知道，西塞羅的作品不僅得到人們的同情，而且促使類似傾向的一些作品問世，其中就有瑪爾庫斯·優尼烏斯·布路圖斯的《加圖論》。
極有意思的是指出如下的事實，即在日益發展擴大的反對派情緒之中，某種民主的潮流也開始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比如說，不應當忘記，瑪爾庫斯·優尼烏斯·布路圖斯（未來陰謀的主要領導者之一）就按照他本人所屬的、優尼烏斯氏族的那一支的傳統，成了“民主派”的一個堅定的擁護者。邁耶爾完全正確地指出，反對派的情緒是逐步擴大的，它不僅影響了想同愷撒的體製妥協的、元老院治下的共和國的這樣一些擁護者，而且影響了同撒路斯提烏斯抱有同樣觀點的“民主派”，甚至影響了一部分顯然是支持愷撒的人們。
同一位邁耶爾還舉出了反對愷撒的一篇“民主的”抨擊文字作為表現這種情緒的例子。在這一作品中，作者利用了有關路奇烏斯·斯奇比奧·亞細亞提庫斯的訴訟的一個故事。當路奇烏斯·斯奇比奧·亞細亞提庫斯被扣押起來的時候，他的從埃特路裏亞前來的兄弟斯奇比奧·阿非利卡努斯就使用武力把他從有關官吏和保民官手中奪了出來。當時也擔任保民官的提貝裏烏斯·格拉古發表演說，抗議私人對保民官的權力的尊嚴的這種侮辱。演說家提醒說，過去斯奇比奧本人的行為完全不是這個樣子，他甚至責怪人民，說他們想使他成為終身的執政官和獨裁官，並準備把他的像樹立在民會、廣場的講壇、元老院議事堂、卡皮托利烏姆山和朱比特神殿。他還反對把他的穿凱旋服的像（imago）從朱比特神殿抬出來。可是演說家說，現在他完全墮落了，並且逾越了一切界限。
邁耶爾在敘述這一事件時，顯然是很有道理地指出，故事裏列舉的幾乎所有的榮譽在斯奇比奧的時期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所謂斯奇比奧·阿非利卡努斯，實際上應當說就是影射愷撒。邁耶爾把這篇文章發表時期定在公元前44年，就是說，他認為人們看到此文不會早於愷撒被宣布為終身的獨裁官（dictator perpetuus）的時候。
在我們看來，這一切都十分明顯地說明了愷撒從西班牙戰場上回到羅馬之後所處的那一離奇的地位。我們已經談到了他那總之是對元老院集團、對擔任過高級官吏的舊羅馬貴族的“仁慈政策”的錯誤。至於統治階級中新的派別，即自治市的領導階層、富有的被釋奴隸、定居在土地之上的老兵，那麼，雖然愷撒在某種程度上是他們的“保護人”，但這時他們隻是（特別是仰仗愷撒！）還在“積聚力量”，還不能成為相當鞏固的支柱，這就猶如愷撒本人也還不是他們的特殊利益的十分堅定與徹底的代表者。如果考慮的是十分複雜的社會支柱問題的話，那麼單是補充元老院的名額，這是不能使人滿足的（甚至是可憐的）彌補辦法。正是因此，愷撒才不得不周旋於這些homines novi和舊羅馬氏族的代表者之間，而對於後者，愷撒則是采取討好的態度，想用一切辦法把他們拉到自己的一方麵來，特別是在內戰結束之後。大地產依然還是這些“舊羅馬人”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的基礎，而隻有在後三頭時期進行了剝奪之後，這種大地產才最徹底地被摧毀。
居民中的“民主”階層，由於上麵提到的一係列的原因，在當時並不能成為愷撒的比較重要的政治支柱。而且，反對愷撒的體製的力量（它後來發展成為反對愷撒的陰謀），在很大的程度上正是由這些“民主”集團培育出來的。
最後，愷撒的王政“作風”（這種作風是確實存在，還是外麵的謠傳加給他的，在當時情況下是沒有區別的！）不僅使他脫離了過去的“共和派”（他們在一個時期裏，曾指望能夠同他和解並結成聯盟），甚至脫離了顯然是擁護他的人。這樣一來，就造成了這樣一種離奇的形勢：全能的獨裁官好像達到了權力和榮譽的頂峰，而在政治上卻處於孤立的地位，這樣一來，順利實現的反對他的陰謀則是他所建立的體製的軟弱性的理所當然的表現。
說來奇怪，在有關愷撒的大量文獻當中，到今天也沒有十分明確地指出這樣一個情況，即3月15日刺殺他的陰謀絕不是第一次，而我們所知道的有關針對愷撒組織的陰謀的史料，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46年。例如，在前麵提到的、西塞羅為瑪爾凱路斯辯護的演說中就明確指出：愷撒曾在元老院抱怨說，有人正準備對他下毒手，並且暗示說，陰謀就來自他自己身邊的人們。我們還知道，在公元前45年，愷撒手下一個著名的軍官蓋烏斯·特列波尼烏斯在愷撒從西班牙返回羅馬時曾陰謀殺害他。為了這件事，此人甚至想同瑪爾庫斯·安托尼烏斯發生接觸，但是安托尼烏斯並沒有去見他，同時也沒有向愷撒揭發他。大約就在這同時，西塞羅開始用這樣的想法來安慰自己——確實，最多是在給朋友的私人信函中說些比較沒有違礙的俏皮話方麵。盡管如此，他後來的這種新的情緒相當多的人都知道了，因此，難怪在公元前44年9月，瑪爾庫斯·安托尼烏斯把西塞羅算做是殺害愷撒的思想上的鼓舞者之一，盡管陰謀者始終未敢把自己的陰謀泄露給西塞羅。
最後一次的殺害愷撒的陰謀是在公元前44年年初形成的。參加這一陰謀的有六十多人。值得注意的是陰謀者的構成情況：除去陰謀的頭目瑪爾庫斯·優尼烏斯·布路圖斯、蓋烏斯·卡西烏斯·隆吉努斯和這樣一些著名的龐培派，如克溫圖斯·利加裏烏斯、格涅烏斯·多米提烏斯·阿埃諾巴爾布斯、路奇烏斯·彭提烏斯·阿克維拉（以及幾個不大知名的人物）之外，所有其餘的陰謀參加者都是不久之前還公開擁護愷撒的人：路奇烏斯·圖利烏斯·奇姆倍爾（此人是獨裁官愷撒最親近的人物之一）、謝爾維烏斯·伽爾巴（公元前56年此人是愷撒的副帥，又是公元前49年度愷撒推舉競選執政官的人）、路奇烏斯·米努奇烏斯·巴西路斯（此人也是愷撒的副帥，又是公元前45年度的行政長官）、普布利烏斯和蓋烏斯·卡斯卡兄弟（其中普布利烏斯已經當選為公元前43年度的保民官）。更加具有象征意義的現象應當算是上麵剛剛提到的蓋烏斯·特列波尼烏斯之參加陰謀者的行列了；而最後，正是在這個時候，戴奇姆斯·優尼烏斯·布路圖斯同愷撒保持著十分親密的關係。
對於自己有被暗算的危險這一點，看來愷撒是知道的或者說是猜到了的。盡管他拒絕了元老院明令給他的榮譽衛隊，並表示說他不願在經常恐懼的心情中過日子，但是當人們要他提防安托尼烏斯和多拉貝拉的時候，他回答說，對於熱愛生活並且懂得如何享受生活的人們，他並不害怕，但是使他感到更為嚴重不安的卻是那些蒼白、瘦削的人物。在當時的情況下，愷撒指的顯然就是布路圖斯和卡西烏斯。
當時人們正在全力以赴地準備對帕爾提亞的一場新的戰爭。首先，到出征時要把當前應辦的事情處理完畢。看來在2月底舉行了民會的會議，在會上選出了公元前43年度和公元前42年度的執政官，至於行政長官和其他官吏則隻是確定了當年的。純軍事方麵的準備工作基本上完成了：在伊利裏亞、阿凱亞和馬其頓總共集中了十六個步兵軍團和一萬名騎兵。愷撒準備在3月18日出發到軍隊那裏去（去馬其頓），而在3月15日則預定召開元老院的會議。在會上，十五人司祭團的成員之一的路奇烏斯·奧列利烏斯·科塔（公元前65年度執政官）要根據在西比拉預言書裏看到的有關隻有國王才能打敗帕爾提亞人的預言而在元老院通過一項決議，把相應的頭銜授予愷撒。普魯塔克和阿庇安都提到了元老院這一決議草案的、口氣稍稍緩和的一種說法，這就是，愷撒應當說隻對行省和同盟國家才稱國王，而對羅馬（和意大利），愷撒和先前一樣仍然是統帥（imperator）和獨裁官（dictator）。
陰謀者選定3月15日在龐培議事堂召開元老院的會議，行為執行他們的計劃的日期和地點，以便回避對科塔提出的決議草案進行投票。一些古代作家對愷撒的被刺和被刺之前的那些奇異的前兆作了繪聲繪色的描述。例如，他們全部指出了許多現象和兆頭，從最樸素的現象，諸如天上出現的閃光、夜裏突然發生的騷音，直到這樣一些可怕的朕兆，諸如用做犧牲的動物沒有心髒或這樣一個哀婉的故事，——在愷撒被殺害的前夜，一隻年幼的鳳頭雞銜著月桂枝飛進了龐培議事堂。原來它是被另一群鳥追過來的，它們在這裏追上鳳頭雞之後就把它撕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