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埃托尼烏斯在他所作的詳盡而全麵的描述中回避對國務活動家愷撒作出評價，這可能不是沒有道理的。在我們看來，問題的本質當然並不在於對這一活動持肯定或否定的態度，而在於蘇埃托尼烏斯能夠——偶然地或並非偶然地——觸及愷撒最薄弱的一個地方。從蒙森時期以來直到今天，在西方史學中廣泛流行的這樣一個觀點：愷撒應當被列入最偉大的國務活動家、新道路的開拓者、新的政治製度的創建者的行列。然而與這個看法略有不同，我們卻想對另一個觀點加以論證。
和蘇埃托尼烏斯一樣，我們也從所謂“表麵上的”東西開始，也就是說，從愷撒其人開始。愷撒——這一點人們不會有任何懷疑——是一位傑出的、有廣泛的和多方麵才能的人物。但是這種廣泛的天賦，它本身便包含著某種危險性。這種危險性就在於：在有這樣多方麵的天才和事業的情況下，某一個方麵不可避免地會帶有業餘的性質。在哪一方麵呢？很自然地我們假定是在經驗和準備都不足的方麵。
作為統帥，愷撒是有專業素養的，有專業方麵的經驗的；作為廣場上的政治活動家，他是個能幹的陰謀家、鬥士，習慣於在失敗時不垂頭喪氣；作為外交家，他十分靈活和狡猾；而隻有作為國務活動家，他既沒有時間，又沒有實踐，也沒有經驗。如果在內戰開始後他在羅馬多待幾年，那他是會有這一切或是取得這一切的。而“國務活動家”則是這樣一種職業，它除了天生的品質和愛好之外，比其他任何職業都更需要巨大的實際經驗。
看來，在“政治活動”和“國務活動”兩個概念之間作某種劃分是合適的。任何國務活動家（隻要他是活動家！），他都是政治家，但遠不是任何政治家都是國務活動家。我們知道得很清楚，愷撒有相當多的政治活動和事業的經驗，但這是元老院的幕後搞權術的經驗，至多也就是在廣場上搏鬥的經驗，而當他突然處於國家領導人的地位時，則首先，他對這樣一個地位並沒有足夠的準備；其次，他隻能抽工夫“處理國家事務”，而幾乎所有的時間都在進行軍事行動（除去最後的五個月）。這就是為什麼作為國務活動家，他是個業餘人物（即使甚至是個天才的業餘人物！），而在某種意義上來說，甚至還是個“失敗者”。
然而所有這些理由完全是初步性質的。要確定我們對愷撒的評價，遠為重要的是要解決如下的問題，即他是否為自己提出了建立帝國的目的，他是否認為自己是君主、國王。嚴格地說，這甚至不是一個，而是兩個，而且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我們則認為，對於第一個問題，所能給予的隻是否定的回答。我們並不懷疑，在愷撒這位現實的政治家、活躍的實際活動家的內心之中，從來沒有出現過，而且也不可能出現“民主的君主製”或“元首製”的概念，甚或希臘化類型的君主製的理想，因為所有這一切隻不過是現代曆史學家回溯性的虛構，這乃是典型的“書齋式的”臆造。
1至於另一個問題，即愷撒的同王冠有聯係的意圖和願望的問題，那麼，看來這裏更難取得什麼肯定的結論。十分可能，愷撒仍然想——甚至可能有某些猶豫——取得這樣的地位，也不排除他想取得類似這樣地位的東西。在當前的具體情況下，我們感興趣的並不是這一意圖本身，而是與之有關的兩個因素。第一，應當十分肯定地著重指出，取得王冠的意圖（如果竟然有這種意圖的話！）完全不等於說他有帝國的思想或“概念”（如果概念指的是某種理論體係的話）。第二，人們清楚地知道，愷撒並不是表現出所謂早期帝國國家體製的特點的那一體係的創造者。但如果事情是這樣，並且，如果，同現存的一切說法相反，愷撒說起來實際上不是帝國的締造者的話，那麼難道不能把他認為是個潛在的締造者，即認為他雖然沒有締造實際的帝國，但仍然把它作為一種可能的事物創造出來？是的，作為一種可能性的帝國，甚或無寧說作為不可避免的事物的帝國，在愷撒的時期已經列入了“日程”，但是創造了它的當然不是愷撒，不是安托尼烏斯，也不是奧古斯都——創造了它的是曆史本身，是羅馬政治生活和鬥爭的發展辯證法本身。
在這方麵產生了在外國以及我國史學界中一直受到熱烈討論的一個問題，而且這個問題現在還在討論著。這就是從共和國向帝國過渡的性質問題。大家知道，在國外史學界中有這樣一種觀點廣泛流行，根據這一觀點，內戰、特別是公元前一世紀後半葉的內戰，被看成是革命，而愷撒、瑪爾庫斯·安托尼烏斯、屋大維則被看成是革命領袖。這一觀點在蘇聯史學界中並不廣泛流行。過去對這一觀點反對得最堅決的是H.A.瑪什金，他認為，既然“無論屋大維還是他的同盟者的目的都不是建立從質量上說是新的社會製度”，因此就不能認為向帝國的過渡是革命。
當然，問題並不在於在這一具體情況下由屋大維或他的某個“同盟者”提出的目的和任務。從我們的觀點來看，談論從羅馬共和國向帝國過渡的革命性質，這完全是容許的，甚至是合理的。問題隻在於：對怎樣的事件才能加上革命的概念？我們認為，這一概念不應當用之於直接導致帝國這一政治體製之建立的、公元前一世紀中葉和末葉的內戰，而應當用之於更早時期的那些事件，從格拉古兄弟的運動起直到所謂同盟戰爭。而且有一切根據認為這一戰爭——意大利農民大規模的起義——是運動發展的最高階段。
革命的性質是怎樣的呢？在格拉古兄弟時期是在羅馬農民的比較狹窄的、地方性的範圍當中開始的運動，到同盟戰爭時期就有了全意大利的規模。幾乎從一開始，它就有一種要擴大成為內戰（同格拉古兄弟的活動有關的事件等等）的傾向。至於運動的內容，那麼我們可以認為，可以把它確定為反對羅馬城邦、反對舊羅馬貴族、反對大地產的革命，或者，換句話說，確定為意大利農民爭取土地和政治權利的鬥爭。這在基本上是——mutatismutan-dis——過去羅馬平民為反對貴族而進行的同一鬥爭，當然，這中間有一個本質的區別，即這一鬥爭是在新的條件下，在擴大了的基礎上（即在全意大利的規模上）恢複起來的。而如果說，貴族和平民的鬥爭在過去絕不是以廣大平民階層的勝利而告結束，而隻是得到一個比較妥協的結果，即貴族與平民上層的融合的話，那麼下述情況就沒有任何可以奇怪的了：在當時的情況下，享受革命果實的並不是廣大群眾本身，而是統治階級當中的某些——當時最活躍的和“有希望的”——派別。革命事業在原則上是由同盟戰爭完成的，而公元前一世紀後半葉的內戰，這已是革命的後果了，因為現在鬥爭的目的是：為了統治集團某一集團或派別的利益，革命的成果將要被利用和徹底地“受到調整”。
大家知道，不僅是這一革命，就是用恩格斯的話來說，以保衛“一種財產”以反對“另一種財產”為目的的其他許多革命都是這樣。因此它們都具有——又是mutatis mutandis（加以必要的改變）——一係列相似的特點。可能，同在國外史學界流行的觀點相反，我們不能歸之於革命本身的事實和事件的那些事件，（假定地說）在後來的革命運動的曆史中卻有自己的“類似物”。就這一意義來說，公元前二至一世紀的羅馬革命就有了自己的熱月政變（蘇拉的政變）、自己的霧月十八日政變（愷撒的獨裁），而最後，還有長期的和穩定的複辟時期（奧古斯都的元首製）。
還有一種現在相當廣泛流行的“愷撒主義”的概念。人們對這一概念作了多種不同的解釋。但我們並不附和其中的某一種解釋或是對它作出自己的解釋。我們認為，比較恰當的做法是根本反對這一概念。它的內容到底是什麼呢？“愷撒主義”這一詞如何理解？這一詞所意味的東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確實同愷撒有關係呢？
如果“愷撒主義”指的是在軍隊的支持下用武力奪取獨裁大權、奪取政權的話，那麼愷撒難道是開拓這條道路的第一個人嗎？在他之前，這樣做的有許多人，而且不僅是在羅馬（蘇拉），而且在其他條件下和在另一種規模上也都有——例如較晚的（狄奧尼西烏斯）和甚至較早的希臘僭主。這個原則本身是盡人皆知的，在愷撒之前很久人們就“發現”了它。
如果“愷撒主義”不僅僅是軍事獨裁，而是周旋於不同社會階級之間，是在超階級的統治者的庇護下調和一切“黨派”的試圖，那麼，即使我們假定愷撒曾追求過這一目的（不過這一點也遠不是沒有爭論的），則實驗的結果，我們知道，卻是如此地不成功，以致它未必值得用曾經如此拙劣地推行這一辦法的人的名字來稱呼它。
最後，如果認為對於“愷撒主義”，主要應當理解為奪取政權不僅是為了政權本身，而且是為了實現某一崇高的目的，比如說，新的世界國家的理想的話，那麼，前麵關於愷撒的具體活動以及關於這種活動同這類思想的聯係所講的一切，隻是再次證實這一概念本身毫無內容以及用他的名字命名是不合理的。
H.A.瑪什金在《奧古斯都的元首製》這一專著中指出，“愷撒主義”這一概念和用詞在十九世紀中葉的政治文獻中是廣泛流行的，它往往被用為“波拿巴主義”和“帝國主義”這兩個概念的同義語。繼而作者又十分正確地引用了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的引言中著名的話：“最後，我希望，我這部著作對於清除那種流行的——特別是在現今的德國流行的——關於所謂愷撒主義踿踿踿踿的書生用語，將會有所幫助。”作者同樣正確地強調指出，馬克思不把“愷撒主義”這一概念用為一般曆史範疇。但同時我們認為，H.A.瑪什金的如下看法就不是十分徹底的了。他寫道：“羅馬的愷撒主義同波拿巴主義有某些共同的特點”，它是依靠軍隊篡奪政權的結果，是周旋於“不同社會集團之間”的。按照H.A.瑪什金的看法，愷撒主義和波拿巴主義的最深刻的區別“就在於它們對它們當時的社會各階級的態度”。
從我們上麵所談的有關“愷撒主義”這一概念和用詞的想法可以看出，我們傾向於采取要極端得多的立場：不在愷撒主義和波拿巴主義之間尋求相似的特點，而是相反，懷疑是否應當使用“愷撒主義”這樣一個概念。而且，我們還傾向於認為，這一概念實質上並沒有什麼內容，它隻能當做波拿巴主義這一概念的類乎是異名或“假名”來使用，而且，看來這一用詞最初就是在拿破侖戰爭和帝國時期產生出來的。
前麵我們已經提到，創造了表現出早期帝國體製特點的政治體係的榮譽根本不應當歸之於愷撒。顯而易見，這個曆史功績是屬於他的繼承人奧古斯都的。順便指出，這種看法——這一點前麵我們也談過——也是完全符合於羅馬的曆史傳統的。因此，對於作為國務活動家的愷撒的所作的任何評價，如果不設法把愷撒和奧古斯都的“體製”加以比較的描述，加以對照的話，那將會是不完全的，不充分的，甚至可能是不客觀的。很可能，要徹底仔細地進行這種對照需要進行特別的研究，但是在當前的情況下，我們隻限於提出最一般性的意見和結論。而且，在談到“愷撒的體製”或“奧古斯都的體製”時，我們是有條件地使用這兩個用詞的，並且附有一個保留條件，即我們不把這種體製看做是上麵提到的曆史人物的活動的結果，而看做是社會政治鬥爭特定環境和條件的產物。
考慮到這樣一個保留條件，我們認為完全可以肯定這樣一個事實，即奧古斯都在原則上是愷撒的始終如一的學生和繼承者，這同本書多次引用的邁耶爾有關愷撒的君主製度的作品問世以來極為流行的觀點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且不談氣質上的區別，首先應當著重指出方法上的區別，而關於這些方法，一位德國的曆史學家不無機智地指出，奧古斯都好像是刹住了愷撒過去采取的那種發展速度，而且刹到這樣的程度，致使人們得到如下的印象：他與其說是繼續愷撒的政治路線，不如說是親自抵製它。這位曆史學家提到說，奧古斯都是極其“小心”的，他常常使人們覺得他好像是反對他實際上想望的東西。但是曆史學家並不否認，奧古斯都“在許多方麵”是愷撒的繼承者。
從這方麵論述奧古斯都時，顯然，應當考慮到至少兩個情況：（一）奧古斯都絕不是一股腦兒把愷撒過去做的或者隻是計劃要做的一切都繼承下來，而隻可以說“創造性地”把這一遺產的個別要素挑選出來（又拋棄了某些）；（二）“特意選出的”某種事物在愷撒那裏照例是因“當時的需要”才施行的，因此看起來隻像是一種暗示或相當孤立的行動，但這種事情卻被奧古斯都發展成為體係。在這些方法和特點的下麵，實質上存在著更加深刻的區別——即“政治家”的活動和“國務活動家”的活動之間的區別。對權力的態度也是不同的：如果說，其中的一人隻是利用集中在他手中的無限權力，並且，說起來是“由個人”利用，那麼，另一個人就一直是在頑強地和始終如一地創造一個權力機構。正因如此，愷撒的體製隻不過是個別措施（即使有時是非常適時的，甚至具有重要的全國意義的措施）的總和，但絕不成體係，而嚴格地說，不是“體製”；另一方麵，奧古斯都的“體製”——這顯然是一種國家體係。
6奧古斯都的“體製”不同於愷撒的“體製”的地方毋寧是在於——而絕不應當把這一因素認為是微不足道的、次要的、不值得嚴重注意的——這樣一點，即在奧古斯都時期確立的統治體係（或形式）有了受到正式承認的名稱。這就是“複興的共和國”（respublica restituta），而這種說法是受到當局宣傳的全力支持的。順便提一下，正是在奧古斯都時代，人們開始特別重視政治宣傳，政治宣傳第一次有了國家事業的特點。
因此，同現行體製的正式名稱的任何公開的抵觸，都會被視為一種有害的異端，一種搗亂的行為，從而可以按照元首的意旨加以不同程度的堅決的鎮壓。無論怎樣，國家確立的標準是提出來了。作為國務活動家的愷撒的一個致命的錯誤，就是這樣一個令人感到遺憾的情況：他的“體製”沒有任何正式表述出來的名稱，因此好像公民們自己也可以給它下定義了。因此公民們不知怎的竟相當一致地把這一體製確定為“王國”（regnum）、“霸主之治”等等。
奧古斯都給自己的體製所起的正式名稱同它的內容是否一致呢？當然不一致！奧克斯都本人清楚地了解這一點，他的同時代人和臣民也都了解這一點或至少也能了解這一點，不過這種情況卻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奧古斯都的同時代人在多大程度上真的相信他是神，這一點實際未必是重要的。重要的隻是：他正式地被認為是這樣，並且為他建立起完全是實際存在的祭壇和神殿。至於“複興的共和國”這一口號，情況也是如此，它已經不單單是一個口號，而且是現實存在的國家製度的一個正式受到承認的定義。
但是在對奧古斯都的“體製”即“元首製”的本質作如此理解的情況下，它的那些往往被信以為真的屬性的次要的、從屬的意義就極為明顯了。奧古斯都的那臭名昭著的auctoritas毫無疑問就是屬於這類屬性的。這個auctoritas早就成了所有研究元首製的人們的注意中心，它時而被承認，或者相反地，時而又被否認為這一政治體製的國家權力的基礎。想弄清楚元首製本質所有其他試圖也可以說是同樣的情況，因為在這裏，它們是以形式上的法學標準和概念，而不是從它的社會政治本質為出發點的。
在結束時，還有一個有關愷撒的人格和對其曆史意義的評價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我們看來，使我們能夠接觸到這一評價的某一新的並且是不十分尋常的方麵。
毫無疑問，在革命動蕩的時代，當著事件的全部層次都混到一起的時候，當著已經確立的關係、風習、製度遭到破壞的時候，最後，當著大量的人被卷入這種破壞（例如在共和國轉向帝國時期的羅馬）的時候，犧牲是全然無法避免的，而且，不言而喻，犧牲還是不小的。然而犧牲與犧牲是不同的。有的犧牲盡管是無法避免的，但卻好像是沒有目的的、不是必要的，然而同時又總是有需要的，甚至必要的犧牲。而且這可以說是“來自街壘雙方的”犧牲。但它們確實是必要的，因為它們不僅突出、標誌著時代的嬗變，而且還促進了這種嬗變。
當然，“從”共和國“方麵”，就作了這種必要的犧牲，他們是這樣一些人：他們為了捍衛注定要滅亡的事業而進行了極其長期的、頑強的而主要的又顯然是為時已晚的鬥爭。因此等待他們的就是滅亡。他們也的確滅亡了——不過一些人死得比較有聲有色、富於戲劇性，而另一些人卻死得無聲無息，在曆史上沒有留下任何痕跡。為了這一必然滅亡的事業而作出了最引人矚目的、悲劇的，然而又是必要的犧牲的人物中間就有西塞羅。但從另一方麵來說，在羅馬也作出了必要的犧牲。這就是那些有意或無意地、自覺或不自覺地，然而又過早地“從”未來的帝國“方麵”登場的人物，這種人“事先料到了”事件並且向某種還沒有形成、確立的事物中間去尋求支持。在成為這種必要的和無法避免的犧牲者的人物中間就有愷撒。
這就是為什麼愷撒的“問題”可能根本不是“暴政”或者“波拿巴主義”或者“理想的君主製度”的問題，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為新的政治製度準備基礎的問題。從一般曆史的角度來看，這乃是一種最為必要的犧牲。至於作為個人的愷撒的悲劇，那麼，這一悲劇就在於：這個形象鮮明生動、感情衝動的、“唯意誌論的”人物，是斷然反對正在形成的官僚主義的、死氣沉沉的和日益均一化的製度的。這裏要求的不是令人難以逼視的光芒，而是溫和而有節製；不是天才，而是常識；不是鋒芒外露，而是工於心計。在愷撒的背景上，屋大維隻是一個蒼白的影子。他總是冷靜而又小心謹慎的，他是常識的化身，是審慎的勝利。他不犯一個錯誤，沒有任何策略上的失算，在某些情況下，他甚至同自己的妻子利維婭談話事先都要準備提綱。按照自己死前所講的話，他終其一生都在扮演指定給他的角色，並且表演得至為出色——這樣的人對於帝國體製來說，不僅是合適的，而且是需要的，甚至是必需的。他在這一用詞的全新的意義上成了第一位羅馬皇帝（imperator）——無論從名義上說，還是從本質上說，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