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向前”，伴隨著人民鮮放的步伐
一首好歌是可以不脛而走的。
一首深受人們喜愛的歌,就像一簇火苗兒落到了幹柴上,忽地就會燃燒起來。
公木和鄭律成寫出《軍歌》〈當時叫《八路軍進行曲》)時，正是民族危急到了關鍵的時刻。這首軍歌問世的年月一1937年7月底，日本帝國主義向我國大舉進攻，采速戰速決的方針，占領了北平和天津地區，接著分三路進攻華北各地，一路沿平綏路西進，一路沿平漢路南犯，一路沿津浦路南下。到8月下旬，日本侵略軍很快占領了張家口、良鄉、靜海等地。華北國民黨軍隊紛紛潰退。在江南的國民黨軍隊也畏懼於日軍登陸部隊的攻擊，陷於被動地位，開始節節潰退。
“向前，向前，向前一”屮國共產黨以民族利益為重,不計較蔣介石集團仍不正式承認我黨的合法地位的頑固態度，在極為艱難的情況下盡力開展抗日遊擊戰爭，創立一個又一個抗日根據地，有力地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八路軍、新四軍經艱苦奮戰，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打了一個又一個勝仗，無數英雄兒女獻出了鮮血和生命，最後走向了輝煌的勝利，為民族的解放和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鬥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創造了驚天動地的偉業。
“向前，向前，向前一”我們這支人民的軍隊在抗戰勝利後並沒有停止“向前”的腳步。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的抗日戰爭即告結束，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朿。戰後的中國百廢待興，飽受戰爭之苦的屮國人民迫切需要和平和安定的生活，要求實現民族獨立和政治民主。可是蔣介石不顧人民的願望和期待，在美帝閏主義的支持下，瘋狂搶奪人民抗戰的勝利果實，逆曆史潮流而動,發動了反革命內戰。起初，懾於屮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強大和國內國際輿論，加上蔣介石還沒有完成全麵內戰的各種準備，他們玩弄的是一個“和平”陰謀，他們電邀毛澤東到重慶去與他們進行談判:如果毛澤東不去，他們就可以把不要和平的罪責推到共產黨身上;如果毛澤東去了，他們就要求中國共產黨交出軍隊和解放區,並用和平談判的幌子麻痹解放區軍民的鬥誌，他們自己加緊戰爭的準備。他們的如意算盤打錯了，毛澤東不僅去了，而且對他們進行了積極的鬥爭，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中國共產黨在和平談判中嬴得了社會各界的好評和支持，使國民黨發動內戰時，在國人民麵前輸了理。當1946年6月，國民黨反動派把全麵內戰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時候，正像軍歌裏唱的“我們是工農的子弟，我們是人民的武裝”，中國人民解放軍絕不會答應任何反動勢力違反人民的意願，逆曆史潮流而動，給了敵人堅決有力的迎頭痛擊。
“向前，向前，向前一”在這一雄壯的歌聲裏，我軍廣大指戰員發揚了“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革命精神，經過一年多內線作戰，人民解放軍大量殲滅敵人的有生力最,使敵我力量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1947年夏，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略反攻開始了。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晉冀魯豫野戰軍四個縱隊共十二個軍，突破敵人的黃河防線，成功地完成了千裏躍進大別山的壯舉。為了奪取中原，華東野戰軍內線兵團在膠東把敵軍引向渤海之濱，西北野戰軍出擊榆林把敵軍拖向沙漠邊緣，拉長敵人兩翼，便於劉鄧大軍在中原的戰略展開。陳賡、謝富治率領的晉冀魯豫野戰軍太嶽兵團強渡黃河，挺進豫西;陳毅、粟裕率領的華東野戰軍外線兵團挺進隴海路，進至皖蘇地區,加上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晉冀魯豫野戰軍到達大別山後，三路大軍在戰略上布成了“品”字陣勢，完全打亂了敵人的戰略部署，嚴重地威脅著國民黨統治的心髒南京和戰略要地武漢,從根本上動搖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
“向前，向前，向前~”人民解放軍越戰越勇，到1948年秋,敵我力量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民解放軍越戰越強，“從不畏懼，絕不屈服，英勇戰鬥，直到把反動派消滅幹淨”，這歌聲正是他們不可搖撼的堅強意誌和決心的體現。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連續組織了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三大戰役，曆時四個多月，共殲敵154萬餘人，而人民解放軍則在戰鬥中成長。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曾提出在三年內建設人民解放軍500萬，平均每年殲敵正規軍100個旅，並提出在五年內(從1946年7月算起)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總任務。這個宏偉的計劃被人民解放軍不可阻擋的前進步伐提前實現了。我英勇的人民軍隊以“整齊步伐奔向解放的戰場”,僅以三年零兩個月的時間，就把蔣介石反動派趕到台灣孤島上去了。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在長江以北全部崩潰之際，曾有國際友人勸說我黨我軍停止向前的步伐，與國民黨以長江劃界南北而治，我人民解放軍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國家的統一,遵照毛澤東主席“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思想，決心將革命進行到底，“向最後的勝利，向全國的解放"，奮勇前進。自1949年4月21日發起渡江作戰,至6月下旬，先後解放了南京、杭州、九江、武漢、南昌、上海等120餘座城市和蘇、浙、皖、贛、鄂等省部分或大部分地區。人民解放軍沒有給敵人以喘息的機會，英勇追殲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軍事力量。在人民解放軍大進軍的腳步聲中，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毛澤東主席向全世界宣告：占世界人口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向前，向前，向前一”為了祖國的統一大業，人民解放軍於1950年10月開始向西藏進軍。“同誌們整齊步伐奔向解放的戰場，同誌們整齊步伐奔赴祖閏的邊疆”，在那雪域高原,我軍指戰員不懼山高、路險、嚴寒、缺氧，瓦解了企圖阻擋曆史前進腳步的藏軍主力，迫使西藏地方當局接受了我黨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張。1951年5月23口，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宣告西藏和平解放。根據協議規定，人民解放軍於10月16日進駐拉薩。
“向前，向前”，在這雄壯的歌聲中，曆史走過了那輝煌的路程，這歌聲記載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最燦爛的篇章。
“向前，向前”，應和著黨的召喚
在軍歌裏有一句：“毛澤東的旗幟髙髙飄揚”，這裏的“毛澤東”既是我們黨和軍隊的締結者毛澤東本人,更是一個化身，一種象征，“毛澤東的旗幟”就是“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就是“黨的旗幟”。我們這支軍隊是由中國共產黨締造指揮的，我們這支軍隊的原則是“黨指揮槍”。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黨一手創建的。1927年7月27日，領導起義的黨的前敵委員會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中共中央代表、前敵委員會書記周恩來主持了會議，會議認為，汪精衛繼蔣介石之後公開叛變，蔣汪合流已成定局。在敵人的屠刀麵前，隻有拿起武器戰鬥,革命才有出路。會議決定成立武裝起義總指揮部,當時預定7月30日晚舉行起義。南昌起義重要領導人之一賀龍當時不是共產黨員，但是當周恩來就起義問題向他征求意見時，他明確表示：“我完全聽共產黨的話，要我怎樣幹，我就怎樣幹。”周恩來代表前委任命他為起義軍的總指揮。
起義前，周恩來指定聶榮臻等到九江去通知參加起義的有關同誌，讓他們了解中央的意圖，做好起義的準備。1月20日，聶榮臻與一些中央負責人譚平山、李立三、惲代英、鄧中夏及葉挺等開碰頭會。會上，聶榮臻同李立三發生爭論。李立三及幾個中央委員主張馬上動手,聶榮臻說：“不行，必須等中央命令。”李立三說：“既然巳經向部隊傳達了，起義工作已經組織了，下個命令就行了嘛!”聶榮臻說：“不那麼簡單，我們來的任務是做好組織部隊起義的準備，準備工作也很重要。”李立三等主張馬上動手的中央委員說：聶榮臻是奴隸主義、膽子小。這時，聶榮臻仍堅持等中央命令，不能自由行動。李立三還說，你要聽中央委員的。聶榮臻反駁他說，都是中央委員，我聽哪個中央委員的？中央委員也得聽中央的。最後會議決定:等中央命令。從這一小節史料可以看出，八一南昌起義完全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八一起義誕生的這支人民軍隊，是在黨的懷抱中孕育的。
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了秋收起義，這支起義隊伍裏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原國民黨政府警衛團，有平江、瀏陽、醴陵等地的農軍,有安源的工人武裝，各路起義部隊經過艱苦的戰鬥，在瀏陽文家市會師，毛澤東率領這支隊伍向井岡山進軍，9月29日到達永新境內的三灣村。到達三灣村的當天晚上，毛澤東召開了前敵委員會，研究黨怎樣領導、建設自己的軍隊，建設一支什麼樣的軍隊，對部隊進行了改編。除了在編製上進行調整外,主要的一個內容是在部隊各級建立黨的組織，黨支部建在連上，班排設黨小組，連以上設立黨代表，營、團建立黨委。整個部隊由以毛澤東任書記的前敵委員會領導,重要的問題要由黨委討論
決定，一舉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保證了我軍的無產階級性質，使我軍成為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可靠工具。
還是秋收起義的隊伍開到酃縣水口休息的時候，由於戰鬥中的失利，使一部分人產生消極情緒，有的舊軍官和舊知識分子看不到勝利的前景幵了小差，嚴峻的考驗擺在整個隊伍麵前。在這緊要關頭，毛澤東采取有力措施，在工農骨幹中發展黨員，並且由他親自主持人黨儀式。儀式在一個大祠堂裏進行，各連黨代表和部分黨員到會，房間裏放著幾條長板凳，煤油燈下，桌邊上壓著兩張下垂的長方形紅紙，一張寫著入黨誓詞，另一張寫著3個外國字。人來齊了，毛澤東宣布開會，由入黨介紹人分別介紹新黨員的簡曆，毛澤東向新黨員提出一些常識問題請他們回答,諸如為什麼要加入中國共產黨之類。毛澤東又對那3個外國字作一番解釋，原來這3個外國字念“西西皮”(CCP)，是中國共產黨的英文縮寫。接著,毛澤東親自帶領新黨員宣誓,會場氣氛莊嚴肅穆。毛澤東舉起握著拳頭的右手，開始宣讀誓詞，他讀一句，大家跟著讀一句:“犧牲個人，服從組織，嚴守秘密，永不叛黨……”儀式結束時，毛澤東又向各連黨代表叮囑，回去後，要抓緊發展工作，各連也要像今天這樣，分批地舉行新黨員人黨宣誓儀式。在這以前，支部設在團裏，各連隻有黨小組。在這以後，各連設立了黨的支部，各排有黨小組，黨員的數量增多了，連隊的政治空氣濃厚了，黨支部成了連隊堅強的核心和堡壘。
1928年4月，朱德率領的部分南昌起義部隊與五縣的農民軍上井岡山，和已經在井岡山堅持鬥爭的毛澤東的隊伍會師了,會合後的隊伍有1萬餘人，為了建立統一的領、導，黨批準把這一支部隊編成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後改為政治委員〉，這支軍隊是完全新型的人民武裝。
軍歌裏唱的：“我們是工農的子弟，我們是人民的武裝”,要做到這一點，在我軍初期是頗費功夫的。
井岡山上原有一支綠林好漢的隊伍，由王佐和袁文才兩個土客籍的首領統領著。這支隊伍打的是農民自衛軍的旗號，反抗舊勢力，但這支武裝，階級觀念模糊，流寇思想嚴重，遊民習氣很重，純粹是靠著紅幫關係維持內部關係，搞的是闖江湖的一套。1928年初，毛澤東指揮工農革命軍在打下了遂川城後，派何長工上井岡山去做王佐的工作。毛澤東決意要迅速改造這支部隊，他們在山上，工農革命軍在山下，一旦山上出了問題，山下就有後顧之憂。為改造這支隊伍，毛澤東已經做了許多工作，這時的袁文才也被寧岡縣委把工作做通了。這是改造自發農民武裝的一個具有非常意義的試驗。何長工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帶著毛澤東給王佐的親筆信上了山，到達王佐駐紮的井岡山區的中心一茨坪。王佐對毛澤東的名字是熟悉的，聽說何長工是毛委員派來的,便以賓客相待，接受了何長工這個“黨代表”。過了沒有多久，王佐又疑心何長工來了拆他的台，把何長工安排到離他一裏多路的一個小房裏，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何長工為消除王佐的戒心，常去王佐家裏看望，有時還幫他幹些家務活兒，與王佐的母親、哥哥、妻子講些革命道理，漸漸地，王佐對何長工有了好感。何長工抓緊時機開展政治思想工作，他發現王佐的部隊愛唱山歌、小調，就通過王佐從各連抽調學歌骨千，他來教唱一些富有革命內容的歌曲，在部隊傳唱。何長工還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建議王佐和袁文才兩支隊伍合編成一個團。在條件成熟的1928年2月上旬，開了個合編大會,王佐和袁文才兩支隊伍合編後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二團，毛澤東親自到會做重要講話，王佐和袁文才宣誓擁護共產黨,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兩人商量好，袁文才任團長，王佐任副團長，領兵的是副團長，何長工任這個團的黨代表。王佐和袁文才主動要求黨給他們派幹部，毛澤東給他們派去了20多個幹部，分別任參謀長和工農運動委員會(後改稱政治處）主任，其餘同誌分別擔任各營、連的黨代表。從此，黨的政治工作在這個部隊紮下了根子，使這一些原屬綠林的隊伍變成了黨絕對領導的武裝，舊軍隊的習氣得到掃除，綠林作風得到改變，組織紀律性得到加強，戰鬥力得到提高。盡管也有人沒有改造好,叛變了，逃跑了，但是他們中的多數人成為了革命戰士，王佐後來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9年這個團擴編為紅軍第五縱隊，王佐被任命為副司令員，他手下的一個號兵，在紅軍長征時也當了團的政治委員。
1929年11月，紅四軍由廣東返回閩西，12月開到上杭的古田。當時二縱隊的四支隊是紅四軍向贛南閩西進軍時編成的，其成員主要是國民黨的起義部隊。這支部隊受國民黨影響很深,參加紅軍的時間又短，舊軍隊的思想作風相當嚴重。有人藐視人民軍隊的黨代表製度，對黨代表尊重與否完全以人論事,你能打仗我就尊重你，否則就看不起，甚至罵黨代表是“賣狗皮膏藥”的。有人把紅軍的任務看成隻是單純打仗的，不重視根據地建設，不願做艱苦的群眾工作，不願到鄉村去，願打城市，打下城市後可以進去吃吃喝喝。有人用舊軍隊那套打罵士兵的辦法管理部隊。毛澤東在部隊中做了調查研究後，召開了紅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目的是徹底肅淸紅四軍中黨內存在的各種不正確的傾向，把紅四軍建成一支真正的人民軍隊。這個會議開了十多天，最後做出一個對我軍以後的發展建設具有深遠意義的決議，即“古田會議決議”。
“我們是工農的子弟，我們是人民的武裝”，這一句唱詞，實際上包含著很豐富的內容。在我軍漫長的革命鬥爭中，像千萬條溪流江河流向大海彙聚到一起一樣，把無數支工農子弟、人民武裝會合到一起來1930年6月，共產黨員鄧洪以修鍾為掩護，在瀏陽縣的鎮頭市從事黨的秘密活動，反動派把他當做準備暴動的嫌疑犯抓了起來，後來因為找到保人把他保了出去。他覺得在這個地方不好待了，便和一個叫李春生的人搭伴去醴陵。他們走到一個叫石灰嘴的小鎮時被一個所謂紅軍遊擊隊捆綁去了,這是個拉杆子自己搞起來的隊伍。聽說鄧洪是共產黨員，這個所謂紅軍遊擊隊的隊長潘虎說什麼也要讓他當政委，並心甘情願服從他。鄧洪覺得他們都是革命的基本群眾，是應該爭取的，隻有在黨的旗幟下才能發展壯大，何況他們這樣迫不及待地要求接受黨的領導，就答應留下來做他們的政委。他與組織取得聯係，收編這支隊伍為瀏陽縣第十六區的隊伍之一，區委正式任命潘虎為隊長，鄧洪為政委。這個潘虎執行黨的指示非常堅決，對黨忠誠,很快就入黨了。這個富有傳奇色彩的故事,讓我們想到我們黨的巨大吸引力，想到在革命過程中，黨的無與倫比的崇髙威信。
“我們的隊伍向太陽”，就是說,我們的隊伍是黨領導和指揮的隊伍，“向太陽”就是向著黨，就是表明槍杆子聽從黨的指揮。
我們這支隊伍因為有黨的領導才無比堅強，團結如鋼,任何分裂革命隊伍的陰謀都不能得逞。1936年6月底，紅二、六軍團渡過了天險金沙江，翻過了大雪山，通過了藏族區，在甘孜與紅四方麵軍勝利會師。紅四方麵軍領導人張國燾妄圖以聯席會議上“多數”壓倒“少數”的辦法，強迫紅二、六軍團的一些領導幹部跟他走,把紅二、六軍團賈於自己控製之下。任弼時從朱德那裏得知張國燾堅持南下，自立偽中央，把持紅軍總司令部，隔斷中央與紅二、六軍團的聯係等陰謀活動後，非常氣憤，他及時向賀龍、關向應、蕭克、王震等領導同誌通報了這一情況，表示堅持反對張國燾搞的分裂紅軍的一套,強調紅軍是黨創建的革命隊伍,無論什麼時候，槍杆子都要聽黨中央指揮。賀龍等同誌都堅決表示讚同他的立場，這樣就有力地抵製了張國燾的錯誤言行。黨中央很快發來電令，將紅二、六軍團及其總指揮部和第三十二軍正式成立第二方麵軍，直屬黨中央指揮，更使張闊燾控製紅二、六軍團的陰謀徹底失敗。
抗日戰爭時期，在日軍圍困的山西榆次的東山裏，一支山一二九師4名看護人員和15名傷員組成的隊伍，所處環境極為惡劣，攜帶的幹糧和藥品也很少，但他們因為有了一個傷員黨支部，就不怕艱難困苦，堅持對敵鬥爭，經過50多天的生死磨難,這支傷員隊伍終於返回了大部隊;也是抗日戰爭時期，在“皖南事變”發生後，新四軍的一些幹部戰士被反動派關押在上饒集中營，這些革命軍人在獄中，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建立了一個有20多名黨員組成的秘密黨支部，他們在獄中，同敵人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傷員黨支部,獄中黨支部……這支軍隊無論處在什麼情況下，都會形成以黨為核心的戰鬥堡壘，因為這是一支“向太陽”的隊伍，因為“向太陽”，所以“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
新的曆史時期軍歌依然嘹亮
我們這支隊伍，唱著軍歌走過了漫長的戰爭歲月，歌聲穿過了戰火硝煙，迎來和平的陽光普照祖國的山河。
踏著軍歌的節拍，我們這支軍隊邁進了曆史新時期，邁進了中華民族開始偉大複興進程的新時期。
在這新的曆史時期,我們的軍歌依然嘹亮。
我們唱著軍歌，踏上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1982年，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作出過重大貢獻的鐵道兵和基建工程兵部隊指戰員，集體轉業到國務院和地方有關部門，從而使軍隊總員額得到壓縮；1985年5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根據鄧小平同誌的指示，通過了《軍隊體製改革、精簡整編方案》，實行百萬大裁軍。中國單方麵百萬大裁軍的行動，充分體現了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力量、信心和和平誠意，是維護世界和平、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實際步驟，受到國際輿論的普遍讚揚，並對隨後世界範圍內出現的大規模裁軍行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在黨的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江澤民同誌又向世界宣告，我國將在今後二年內再裁減軍隊員額50萬。這是又一重大戰略決策,是我軍現代化建設的一個新的步伐。1982年，軍委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領導機關縮編為總參謀部的業務部。根據新修改的憲法。1983年6月，設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的武裝力量，以實現髙度集中統一的領導和快速靈便的指揮，體現了黨和國家對軍隊領導的一致性。1985年，全國11個大軍區調整為7個大軍區。1992年，總參謀部和各大軍區的炮兵部、裝甲兵部、工程兵部、防化部等合並為兵種部，精簡機關編製人數50%。1987年,組建陸軍航空兵，成立總參謀部陸航局。1998年4月，成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實行中央軍委領導下的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體製，進一步理順了軍隊的領導指揮關係，精幹了機關，優化了結構，完善了管理保障機構，提高了指揮和管理效率。1985年，中央軍委決定將精簡後保留的陸軍部隊統一整編為集團軍,特種兵大量充實陸軍集團軍，實行各兵種的有機結合，增強了集團軍的火力、突擊力、機動力、防護力和快速反應能力。1983年,組建了預備役部隊，我國的民兵也已發展成一支擁有髙炮、地炮、通信、工兵、防化以及海、空軍等專業技術分隊在內的強大的群眾武裝。1982年組建了中國人民武裝替察部隊,這支部隊已成為一支政治可靠、訓練有素、裝備精良、能有效地保衛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
“我們是工農的子弟，我們是人民的武裝”，我們這支隊伍是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國家、忠於社會主義的，這支隊伍是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武裝起來的,經受住了和平環境的考驗、對外開放的考驗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考驗，這是一支高度集中統一的隊伍，這支隊伍能出色地完成黨和人民交給的各項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