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晚飯後，陪孩子在舜井街上課，於“天地圖書”選購回三本書。
夜晚燈下，翻閱何銳主編的《批評的趨勢》，其中陳曉明文章，頗能引我的注意。
關於90年代的中國社會思想，尤其是成就於那樣沉寂中的文學作品。陳曉明先生於文章中所言：“個人開始過上了他自己的生活。”此一語，頗有點睛之力。但其前一段話講：“這個時期，社會和個人的衝突減少了……”我認為其這種自覺是不很準確的，或講並不符合九十年代的社會事實、
1989年之後，作為受教育者，尤其是高校畢業生，對於社會政治的虛偽性；或講，關於政權和政治上的一切“正直、嚴肅、高尚”和“革命性、進步性、先進性”等諸如此類，凡以往用良好、美麗和優雅字眼所描繪或表現的這一些特色和性質完全相反的東西，即所謂另一麵或說對立麵上的毛病和缺陷，突然之間，在人們眼前和身心裏麵，都一下子都變得格外清晰、清楚、明亮、明白起來。而且，這種覺悟和覺醒，絕對不能歸功於某些個文人或某一些藝術作品的提示和宣揚。因為在整個八十年代，雖曾有過這樣的人物和類似甚或更為激進的作品；但他們卻始終沒有達到1989年客觀現實的效應和影響。如果說任何一個時代，一旦社會及其民眾不再有理想的執著，那必定是一種方向錯誤和危險信號的話。那麼，這裏所說得那種“效果和影響”，就在於社會和民眾身心中，一份原本就開始動搖並加以懷疑的社會理想一下子幻滅了。進而，在人們心目中敬若神聖的國內外先哲、導師和旗手們，一個個並非是自覺自願地走下了神壇，而是被人們在頭腦或心靈深處的聖潔位子上拉了下來，也可直說就是趕下了神壇。於是，社會風氣急轉直下，人們近乎瘋狂地開始追逐實利，並自覺開始接受了對傳統文化和現存道德的一切公開質疑或批判，甚至從行為舉止上開始了大膽性背叛和故意性挑戰。而且這些樣子的背叛和挑戰，即刻被當成了時髦和風尚，其先鋒和帶頭人物也開始由此獲得了顯而易見的利益，而這些利益又通過金錢效力的增多，而極大地改觀了這些所謂“進步”人物或人士的生活外觀，並給予整個社會“吃、喝、玩、樂”娛樂形式的多樣化和豐富性體驗。
陳曉明先生僅是從文學其自身的發展上，尤其是通過不同時期的作品，來分析作者在藝術風格承接中的種種特色，並於此探討中，預測文學藝術可能的發展方向和流行趨勢。其實，若離開中國的社會現實，特別是政治現狀和經濟發展水平，一切針對國內文化藝術的分析和研究，都將是虛無的；而靠這種閉門研究，所產生出來的東西，也必會短命的，他們也更不會真正有力促進社會的進步；甚至就這樣一種思路和研究，都可能被排除在專業研究的圈子之外，則引不起社會的廣泛重視。
除了上麵一書外，另外兩本，分別是付光明《解讀蕭乾》和餘秋雨新作《行者無疆》。付光明對於蕭乾的研究和宣揚，如果能夠深入下去，倒是有可能成為撕裂國內如此政治態勢下社會文化僵局的一個有利契機。
單就《批評的趨勢》而言，雖然對於當前局麵下，社會輿論被鉗製和自由思想被禁錮的事實，在其文章中，也頗多微詞；但裏麵卻沒有露出反叛和抗擊的鼓動、策略及辦法。然而，就在相關蕭乾的書中，作者通過揭示蕭乾的生平和事跡，尤其是其人其文和背景資料，依據活得現實對於近代中國七十年曆程，給予了直麵性的大膽評述。如果講蘇聯在世界人民，尤其是發達國家麵前，之所以失去了整體優勢，根源或許在於其社會中民族利益的客觀需求，超越和湮滅了社會理想藍圖的虛偽故作。那麼，我們的問題可能將出在集團利益並沒有顧及甚至就是一再傷害民族和大眾意願之問題上麵。
僅就《批評的趨勢》和《解讀蕭乾》這兩本書，自以為今後的閱讀應定在“民間作家”的方位，並遠近“學院文人”之係列。另外，應倡導走“純”文學之途，努力使文學目的和傾訴思想，與政治督導和經濟自主活動之間相互協調一致；但三者之間，又必須相對獨立於各自領域，彼此呼應，珠聯璧合，相得益彰地生存發達起來。
（2001年12月22日草。2014年9月21日星期日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