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在國外，一日通過微信聊天，那邊一副信心滿滿的樣子，教學、科研及撰寫論文，忙得不亦樂乎。而國內的我，如同手機微信或網絡論壇所見，不過隻是每天轉發或粘貼幾條自以為是的詩文而已；日常生活中，也不過一邊感慨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國學“博愛”精神，一邊盡力著人生此階段良心理性所必須的義務。
就在上麵和同學東扯葫蘆西扯瓢了一段後，我乘興說道：“國內又開始講法治了……”而對方即刻委婉地提醒道，那邊已經深夜，明天上午還有一堂公開課。於是，我也知趣地趕緊回複了“再見”。
又到了每年訂報紙的時候。近來，老父親又習慣午飯後，把一摞子報紙放到我床頭上，好像提醒我：“如果你們都不翻看，就別再花這份冤枉錢了吧！”
是啊！近兩三年來，上下班路上聽收音機，平時擺弄手機微信，家裏的報紙，也隻有父母還和過去一樣一早取回來，並從頭到尾看上一天。如果說他們有什麼變化，也就是父親不再用筆於報紙的這裏那裏，劃上道道，或折起來，精心擺放在一邊了。雖然，父親從來沒有明說過這樣做是為了提醒誰去閱讀其“重要”內容，但父母如此誘導和勸慰的模式，從學生那會兒我就心知肚明了。
“爸，中午時間太短，報紙放你那邊看吧。明年的報紙我已經訂了，還是‘生活報’，免費送一個季度的‘時報’。你睡覺吧，一會兒我自己能起來。”父親接過我拿回去的報紙，也沒有說什麼。但差一刻要出門上班時，先是聽到母親竊竊私語“要走了”，隨後，父親一如既往地探出半個身子，囑咐道：“手機、鑰匙帶好了嗎？”
昨晚，忘了具體在哪個網站上，看到一篇文章在高談闊論“而今國內論壇上生於六十年代者是火氣最大的一群人”。文章立論，從“文革”前後的生活背景，到七十年代“上山下鄉”、“學工、學農、學軍”淺嚐輒止的體驗，尤其是八十年代約3%高考上學的競爭、九十年代經濟轉型的既得利益以及新世紀至於今各行各業“官”舞台之崢嶸，更加之“上有老下有小”和“盛年日稀”、“壯誌未酬”等等壓力和痼疾，都使得這一撥子人在明星、個案、特例之表率下，類似“酒壯熊人膽”一般，仿佛隻有他們都特大火氣或特別暴躁不安分。事實是否如此？中國眼下是否存在這樣的景觀？吾對其文章匆匆一瞥之後，卻是“無語”而沉思之！
亦如同本文開頭，當提及“國內再提依法製國”話題後，曾經的八十年代大學生即刻回避而“無語”一樣，麵對此時此刻國內外熱議和期盼“法製建設”必將振興中華的大好局麵，我自己卻以為：凡生於六十年代者，究竟充當“發火者”還是“無語者”，其實都無關緊要的；如若生於六十年代人們，不辜負其特殊經曆和曆史使命，能夠“桃李無言樹下成蹊”一般“無為而治”，便能夠伴隨或引領華夏文明及其社會格局走向真正“民主、自由、公正”的嶄新時代。那麼，無論在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也無論其生於六十年代或是N或X年代，又何必擺出這樣那樣“另類”的姿態呢？！
（2014年10月29日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