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插曲看似香豔曖昧，卻真應得最後這一句：“五兒聽了，句句都是寶玉調戲之意，那知這位呆爺卻是實心實意的話”。這樣的旖旎終不可能絆住寶玉，他久已傷悼於黛玉的死，卻不是因為這個原因才看破紅塵的，否則的話，他又與自刎的尤三姐、出家的柳湘蓮何異？《紅樓夢》這部小說也就落了下乘，和我們今天鋪天蓋地的言情小說和偶像劇一個檔次了，王國維又怎會將它與《浮士德》並列？
當然，把《紅樓夢》推崇為“宇宙之大著述”，這隻是出自王國維特殊的視角，如果我們看看俞平伯先生的說法：“平心看來，《紅樓夢》在世界文學中的位置是不很高的。這一類小說，和一切中國的文學——詩、詞、曲，在一個平麵上。這類文學的特色，至多不過是個人身世性格的反映。《紅樓夢》的態度……但總不過是身世之感，牢愁之語，即後來的懺悔覺悟，以我從楔子裏推想，亦並不能脫去東方思想的窠臼，不過因為舊歡難拾，身世飄零，悔恨無從，付諸一哭，於是發而為文章，以自怨自解，其用亦不過破愁解悶，避世消愁而已。故《紅樓夢》的性質亦與中國式的閑書相似，不得入於近代文學之林。……《紅樓夢》在世界文學中，我雖以為應列第二等，但雪芹卻不失為第一等的天才。”
在這個問題上，俞平伯和王國維顯然在一個很要緊的問題上起了絕大的爭議，若依著俞先生看，《紅樓夢》“並不能脫去東方思想的窠臼”，王國維卻借助叔本華的眼睛看出了《紅樓夢》的超卓。
在王國維的眼裏，《紅樓夢》之所以更比《浮士德》為高，是因為浮士德的痛苦隻是天才人物獨有的痛苦，寶玉的痛苦卻人人有之。而正因為人人有之，故而這痛苦愈發根深難治，出離之心便也愈發地熱切。《紅樓夢》於此寫得極細膩，讀者的感受因而極深沉。
王國維隨即發出了一個順理成章的疑問：既然《紅樓夢》的藝術成就如此之高，我們卻為什麼連作者的姓名都搞不清楚呢？可見這二百多年以來，我們的先輩們對這部“宇宙之大著述”是如何地冷淡視之了。再一深思，為什麼如此一部巨著的作者竟然不敢自署其名呢？推想原委，《紅樓夢》的精神氣質實在大大有悖於中國的傳統與民族性。中國人一向沉溺於生活之欲，缺乏藝術的知識，所以才造成了這樣的結果。
王國維的這番議論看似有些過激，想來一定會引起民族主義者的不快，但作為一位偉大的學者，他這樣說並不是情緒的一時激動，而是借此作出了美學上的一大建樹。在下一章裏，王國維就會從中國的文藝傳統出發，分析出《紅樓夢》為什麼在中國文學史的大背景下顯得如此地與眾不同，為什麼說它超越了以往的任何一部文學作品，又為什麼說它獨獨對於中國人的精神有著絕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