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的李香君在改朝換代之後下落不明，侯方域沒能做成大明遺民，被迫參加了順治年間的一場鄉試，雖然有人說侯方域的考卷故意觸犯政治敏感詞，導致科場被擯除，但這事畢竟說不清了。孔尚任創作《桃花扇》以政治目的為第一，雖然以信實自詡，但終於還是在劇中改變了侯方域、李香君這一對情侶的命運。
所以王國維說，《桃花扇》侯、李兩人的解脫得自張道士之一言，《紅樓夢》賈寶玉的解脫則是得自於自己；而且《桃花扇》的作者隻是借侯方域、李香君之事來寫故國之戚，並不是為了描寫人生，所以說《桃花扇》是政治的、國民的、曆史的，而《紅樓夢》則是哲學的、宇宙的、文學的，這正是《紅樓夢》之所以大背於中國人的國民精神之處，也正是《紅樓夢》最大價值之所在，而那些《南桃花扇》《紅樓複夢》之類的作品則代表著中國人的樂天精神。
王國維這裏對《桃花扇》和《紅樓夢》的比較透露出這樣一個美學觀點：即布洛提出的“距離的矛盾”。藝術作品和實際生活必須拉開距離，但距離太遠則受眾不易理解，距離太近則實際的功利動機又會阻礙審美的觀賞。即便隻從商業性考慮，許多製片人和出版人也都知道太具體則難以普適的道理。
常有人說“隻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事實是隻有具有普適性的東西才有可能是世界的，好萊塢電影就是一個例子。《桃花扇》太具體了、太民族了、太政治了，在當時當地的人們看來很容易引起觸動，但這很大程度上並不是審美的觸動，而是時事的觸動，審美所必要的心理距離並沒有真正拉開，而等幾百年之後的觀眾再來欣賞這部戲劇時，孔尚任當年那麼費心做出來的考據工作卻反而成了接受障礙，對晚明曆史毫無了解的觀眾當然很難理解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愛情悲劇。
《紅樓夢》則恰恰相反，時間和空間完全被架空了，無論怎樣背景的讀者都很容易進入情節。所以《桃花扇》是政治的、國民的、曆史的，因為具象；《紅樓夢》是哲學的、宇宙的、文學的，因為抽象——抽象也是拉開審美距離的一種手段。總有一些紅學家們喜歡把抽象附會為具象，把活生生的藝術附會為冷冰冰的曆史，即便他們中的一些人真的是在考據，而不是在附會和捕風捉影。
這讓我想起朱光潛先生對自己留學經曆的一段回憶。朱先生滿以為那些外國大學的名教授可以告訴他哪些作品有趣味，並解釋出它們何以有趣味的道理，實際卻發現教授們教的隻是版本研究、來源研究和作者生平研究，“這三種功夫合在一塊講，就是中國人所說的‘考據學’。我的講莎士比亞的教師除了這種考據學以外，自己不做其他的功夫，對於我們學生們也隻講他所研究的那一套，至於劇本本身，他隻讓我們憑我們自己的能力去讀，能欣賞也好，不能欣賞也好，他是不過問的。像他這一類的學者在中國向來就很多，近來似乎更時髦。許多人是把‘研究文學’和‘整理國故’當做一回事。從美學觀點來說，我們對於這種考據的工作應該發生何種感想呢？”
朱先生的意見是：考據所得的是曆史的知識，曆史的知識可以幫助欣賞，卻不是欣賞本身。欣賞之前要有了解，了解是欣賞的準備，欣賞是了解的成熟。隻就欣賞來說，版本、來源以及作者的生平都是題外事，因為美感經驗全在欣賞形象本身。但是就了解來說，這些曆史知識卻非常重要。例如要了解曹子建的《洛神賦》，就不能不知道他和甄後的關係；要欣賞陶淵明的《飲酒》詩，就不能不先考定原本中到底是“悠然望南山”還是“悠然見南山”。了解和欣賞是相互補充的，未了解決不足以言欣賞，所以考據學是基本的功夫；但是隻了解而不能欣賞，則隻是做到史學的功夫，卻沒有走進文藝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