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事實上，長府官的這個質問是因為事先掌握了情報，唬寶玉的，因為汗巾是係在內衣上的，從外邊根本看不見，所以在書中寶玉的反應才是：“寶玉聽了這話，不覺轟了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知道？他既連這樣機密事都知道了，大約別的瞞不過他。不如打發他去了，免得再說出別的事來。’”——所謂“他既連這樣機密事都知道了”，並不是當場真讓他把汗巾看到了。
汗巾有好幾種，寶玉這種是係在內衣上，或者直接貼身係的。正因為汗巾的這種特殊性質，所以第二十八回“蔣玉菡情贈茜香羅，薛寶釵羞籠紅麝串”，寶玉和蔣玉菡互相以汗巾相贈，也明明寫出了蔣玉菡是“說畢撩衣，將係小衣兒的一條大紅汗巾子解下來遞給寶玉”，寶玉也是“將自己一條鬆花汗巾解下來遞給琪官”，這是很有幾分曖昧香豔的。
而這件事由忠順王府的長府官當著賈政的麵揭露出來，就等於告訴他：你兒子正貼身穿著一件某某演藝界明星的內衣，而且大有同性戀之嫌。賈政會因此而暴怒，甚至發狠要打死寶玉，這實在並不過分，何況當時又聽信了其他的讒言。
《紅樓夢》正是叔本華所謂的第三種悲劇。僅就寶玉和黛玉的事情而言，賈母喜愛寶釵的溫柔嫻雅，而不喜歡黛玉的孤僻小性，又信了“金玉良緣”的話，急著給病中的寶玉衝喜；王夫人本來和薛家就親；王熙鳳則掌握著持家的大權，於是嫉妒黛玉的才幹，擔心黛玉若嫁了寶玉會掣肘自己；至於襲人，眼見得尤二姐和香菱的遭遇，又聽了黛玉“不是東風壓西風，就是西風壓東風”的話，免不得為自己的命運憂心，於是和王熙鳳一般的心思，所有這些都是人物角色因為自己所處的位置而不得不然的。寶玉之於黛玉，雖然信誓旦旦，對最愛自己的祖母卻不能明言，這也是人之常情罷了，又何況黛玉一個小女子呢？
由此種種原因，金玉良緣終於勝過了木石前盟，又哪有蛇蠍之人物或非常之變故從中作梗呢？悲劇的發生，不過就在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之間。從這點來看，《紅樓夢》真可謂悲劇中的悲劇呀。
《納蘭容若詞傳》這樣寫過：世上最悲傷的字莫過一個“若”字。世人常道，這件事若能這般這般，這次意外若能如何如何，該多好；將來若能怎樣怎樣，我必將如何如何。凡“若”字出現，皆是因為已對某人某事無能為力。這個字，是失意者的自欺欺人，不是將幸福寄托在老朽腐爛、灰飛煙滅的過去，就是期望於深不可測、形跡可疑的未來。當現實無可挽回，任何行動均屬浪費，隻能在語言中實現憧憬，但無論你的話在語言邏輯上如何天衣無縫，現實總是用超越邏輯的方式證明給你看它有多殘酷。
人生若隻如初見。
若沒有遺憾，一生不必說“若”；而說再多的“若”，卻無法不遺憾。
是的，當我們遇到或大或小的不快，總會設想這個“若”字，但在《紅樓夢》的故事裏，卻連“若”字都沒了著落。若怎樣才可能避免這悲劇呢？若是哪一段生命可以重新來過，當事人可會做其他的選擇嗎？究竟又存在其他的選擇嗎？世上若真有後悔藥賣，寶玉會怎麼用？黛玉會怎麼用呢？如果你我就是寶玉，就是黛玉，我們又會怎麼用呢？
這是一部怎樣的悲劇，陷落在悲劇之中的角色們甚至連對公正的籲求都無法開口，因為並沒有任何的不公正加諸他們的身上。——是的，對於一部悲劇而言，對公正的訴求是最不可取的一種庸俗化的手段，也就脫離了審美的觀賞。朱光潛先生專門批評過這樣的觀眾，說一旦你問自己，《神曲》或《包法利夫人》是道德的還是不道德的，你就已不在審美經驗的範疇之內，卻在行使立法者或警察法庭法官的職責。而叔本華說得更加刻薄並且令人沮喪：隻有庸碌的、樂觀的、新教徒唯理主義的，或本來是猶太教的世界觀才會要求什麼文藝中的正義，並在這要求的滿足中求得自己的滿足。悲劇的真正意義是一種深刻的認識，認識到悲劇的主角所贖的不是他個人特有的罪，而是原罪，亦即生存本身之罪。加爾德隆率直地說：人的最大罪惡就是降生在這個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