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王蒙先生曾用《莊子》和《漢書》對“小說”的貶斥來說明小說在中國古代的低賤地位，這雖然張冠李戴，沒搞清此小說並非彼小說，結論卻蒙對了。所以，無論一部小說在今天看來有多高的藝術成就，隻要它是小說，在古人眼裏就是不入流的東西。
明白了這個背景，我們再來體會曹雪芹閉門著書黃葉村、舉家食粥酒常賒的情形，他如果寫的是經學作品，還能得到比較普遍的理解和尊敬，但投身的事業竟然隻是一部小說，這簡直就是自甘墮落。我們可以想象，曹雪芹當時要做這件事到底需要多大的勇氣。
在當時的社會上，小說即便隻是不入流的小道，創作者們也樂得拿小說當做茶餘飯後的消遣來寫，經常並不避諱低俗。所以我們看古人的詩集和文集，唯恐署不清自己的名字，署名比如“南海康有為” “德州盧見曾”，連籍貫都標注清楚，還有籍貫之外再加字號的，比如“蘭陵申受劉逢祿”。有人覺得這還不夠，還有把官階也一並寫上的，唯恐讀者認錯。但小說的署名就不一樣了，雖然也有落上籍貫的，比如“蘭陵笑笑生”，但要想知道這位作者的真名實姓就得大費考據工夫了。
所以《紅樓夢》在創作之初就注定了它的與眾不同，作者沒有把小說當做小道，而是當做畢生事業來完成，所謂“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確實要有這一番癡勁。
以這樣的高姿態來創作，首先就保證了作品不會落入“眩惑”的境地，又因為它的悲劇特性，壯美自然多於優美，雖然講的隻是小兒女的情情愛愛，不是什麼高山大河、長江流水，卻讓讀者在這樣一個故事麵前感受到一種刻骨的無能為力。
王國維舉了《紅樓夢》裏最為壯美的一例，亦即寶玉與黛玉最後相見的一節。在普通讀者看來，這肝腸寸斷、欲哭無淚的淒楚很難和“壯美”這個詞發生什麼關聯。但美學的術語畢竟和我們的日常語言不同，也隻有讓人慢慢領會了。如果拋開美學的術語，我們不妨放任自己的感性，在王國維的這首《蝶戀花》裏體會同樣的情緒：
落日千山啼杜宇，送得歸人，不遣居人住。自是精魂先魄去，淒涼病榻無多語。
往事悠悠容細數，見說他生，又恐他生誤。縱使茲盟終不負，那時能記今生否。
【原文3-5】
《紅樓夢》之為悲劇也如此。昔雅裏大德勒［1］於《詩論》［2］中，謂悲劇者，所以感發人之情緒而高上［3］之，殊如［4］恐懼與悲憫之二者，為悲劇中固有之物，由此感發，而人之精神於焉洗滌。故其目的，倫理學上之目的也。叔本華置詩歌於美術之頂點，又置悲劇於詩歌之頂點；而於悲劇之中，又特重第三種，以其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脫之不可已故。故美學上最終之目的，與倫理學上最終之目的合。由是，《紅樓夢》之美學上之價值，亦與其倫理學上之價值相聯絡也。
【注釋】
［1］雅裏大德勒：亞裏士多德。
［2］《詩論》：今譯《詩學》。西方古典傳統中所謂的詩學，基本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謂的文藝理論，而不是僅限於對詩歌的研究。文藝評論的概念在西方是相當後起的。
［3］高上：高尚。
［4］殊如：特別是。
【解說】
王國維引述亞裏士多德在《詩論》裏的觀點，說所謂悲劇是感發人的情緒並使之高尚的，尤其是恐懼與悲憫這兩種情緒是悲劇當中固有的東西，通過恐懼與悲憫的感發，人的精神得以淨化和升華，所以說悲劇自有其倫理學上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