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裏士多德原本的論述更著眼於悲劇創作的技術層麵，認為完美的悲劇結構應該足夠複雜，而且應該取材於那些足以引起恐懼與憐憫之情的事件。那麼，在情節的設計上，順理成章的推論就是：
第一，不應該描寫好人由順境轉入逆境，因為這隻能使人厭惡，而不能引起恐懼或憐憫之情。
第二，不應該描寫壞人由逆境轉入順境，因為這最違背悲劇精神，既不能打動慈善之心，更不能引起恐懼或憐憫之情。
第三，不應該描寫窮凶極惡的人由順境轉入逆境，因為這種布局雖然能夠打動慈善之心，但不能引起恐懼或憐憫，畢竟憐憫是由一個人遭受不應遭受的厄運而引起的，恐懼是由這樣遭受厄運的人與我們相似的遭遇而引起的。此外還有一種介於這兩種人之間的人，這樣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於厄運，不是由於他為非作惡，而是由於他犯了錯誤。這種人名聲顯赫，生活幸福，例如俄狄浦斯、堤厄斯特斯，以及出身於他們這樣的家族的著名人物。
相較於亞裏士多德對悲劇的這種古老而樸素的認識，無論叔本華還是王國維顯然已經進步了不少。但在這些樸素的認識裏邊，仍有一些切中肯綮或者促使我們思考的地方。一處是亞裏士多德雖然提到卻並未引起重視的細節反而在今天看來相當重要，即主人公如果擁有高貴的身份，故事無疑就會討巧許多。
是的，雖然觀眾們大多隻是最普通不過的平民百姓，但無論是少男少女還是三姑六婆，最偏愛的劇情模式要麼是王子和公主類型的，要麼是灰姑娘類型的，上等人的悲歡離合反而最牽動著平民百姓的喜怒哀樂，這就是文學作品造夢的功能。但從另外一個方麵看，也唯有主人公出身顯赫，在悲劇之中才尤其能夠產生出白雲蒼狗、世事無常的轉折，引起人們的恐懼與憐憫。
悲劇至此而有了倫理學上的意義，但並不是世俗倫理中的什麼懲惡揚善、善惡有報，而是使人由審美的感動升華到哲學上的思考。——王國維繼續發揮叔本華的理論，叔本華把藝術的諸種形式作過分類，在文學一類上把詩歌置於頂點，又把悲劇置於詩歌的頂點，而在悲劇之中又特別重視“第三種悲劇”（見上文），認為“第三種悲劇”最可以展示人生的真相和解脫的必要。所以說藝術上的終極目的與倫理學上的終極目的相合，《紅樓夢》的藝術價值也與其倫理價值相合。
有必要解釋一下的是，中國的普通讀者不大容易理解叔本華的這個分類體係，因為東、西方的文學傳統迥然有別，叔本華所謂的“詩歌”，其概念的內涵遠較中國所謂的“詩歌”為大，中國詩歌在叔本華那裏基本都隻能算在詩歌這個大概念之下的一個小分類，即抒情詩。
王國維寫《人間詞話》，一方麵借用叔本華的美學體係，一方麵承接中國的傳統的文論風格，雖然有首創之功，但也出現了一些水土不服的現象，就像我在《人間詞話講評》裏談到的：王國維的理論之所以一再出現很難自洽的地方，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把西方美學（尤其是康德、叔本華美學體係）的宏觀框架應用到了中國古典詞作這個微觀層麵上，這有點像把原本從頭到腳的一整套衣服卷起來當手套用。在叔本華那裏，“崇高”基本與抒情詩無緣，王國維卻借用了這個概念來說明抒情詩的審美，難免會出現捉襟見肘、難以自圓其說的情況。
王國維在這裏借用了叔本華的分類，核心意思是說“第三種悲劇”是一切文學類型中最上乘的類型，正是在這一類型的作品裏，審美之境融會於哲學之境。——這是一個新的話題，王國維將在第四章裏詳加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