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樣的詩句裏，我們看到這個孱弱的書生告別了少年時還略帶華麗的詩句，惆悵地、寂寞地步入了中年，想到自己還有茫茫的後半生那麼多日子要過，那麼多憂患要承受，隻希望時間能夠過得快些，讓自己快一點死掉。
清代的詩詞之所以不如唐詩宋詞那麼流行，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它們對今天的讀者來說遠沒有後者那麼通俗易懂。就像“屏除絲竹入中年”這句，字麵上不難理解，但如果僅僅作了字麵上的理解，就體會不出作者的情緒了。這一句其實用到了《世說新語?言語》裏的一則故事：謝安對王羲之說：“人到中年，很容易悲哀傷懷，每次和親友分別，一連好幾天都不舒服。”王羲之答道：“人上了年紀，自然就是這樣，隻能依靠絲竹管弦來消愁怡情了，隻是又會擔心這種情調會影響到子侄們。”
黃景仁反用了這則典故，所謂“屏除絲竹入中年”，中年光景雖然常常悲哀傷懷，但連排遣的精神都提不起來了。我們隻有讀了謝安和王羲之的故事，才能明白黃景仁此時此刻已經消沉到了何種地步。（對於黃景仁同時代的知識分子，這樣的詩句並不構成任何的閱讀障礙，但今天就不同了。）
這樣的詩句，不是對仕途絕望，不是對愛情絕望，不是對理想絕望，不是對任何的具體事情的絕望，而是對生活的一切一切都絕望了。活著，就是為了等死。這正是王國維指出來的，如果缺乏解脫憂患的勇氣，那麼天堂入不得，地獄也入不得，頭上隻有一片無邊的陰霾，腳下隻有一片無邊的泥沼。
黃景仁走進了陰霾，《紅樓夢》走向了解脫，這不但是藝術上的差距，也是哲學上的差距。
但生活就是這樣吊詭，也許是因為知易行難吧，無論從叔本華還是從王國維的生活本身來看，他們似乎都走到了自己主張的反麵。羅素這樣評論叔本華說：“假若我們可以根據叔本華的生活來判斷，可知他的論調也不是真誠的。他素常在上等菜館裏吃得很好；他有過多次色情而不熱情的瑣屑的戀愛事件；他格外愛爭吵，而且異常貪婪。……除對動物的仁慈外，在他一生中很難找到任何美德的痕跡……在其他各方麵，他完全是自私的。很難相信，一個深信禁欲主義和知命忍從是美德的人，會從來也不曾打算在實踐中體現自己的信念。”至於王國維，他雖然多次論述自殺之於生活境界而言極不可取，自己卻最終選擇了這個極不可取的歸宿。
【原文4-2】
然則解脫者，果足為倫理學上最高之理想否乎？自通常之道德觀之，夫人知其不可也。夫寶玉者，固世俗所謂絕父子、棄人倫、不忠不孝之罪人也。然自太虛中有今日之世界，自世界中有今日之人類，乃不得不有普通之道德，以為人類之法則，順之者安，逆之者危；順之者存，逆之者亡。於今日之人類中，吾固不能不認普通之道德之價值也。然所以有世界人生者，果有合理的根據歟？抑出於盲目的動作，而別無意義存乎其間歟？使世界人生之存在，而有合理的根據，則人生中所有普通之道德，謂之絕對的道德可也。然吾人從各方麵觀之，則世界人生之所以存在，實由吾人類之祖先一時之誤謬。
詩人之所悲歌，哲學者之所瞑想，與夫古代諸國民之傳說，若出一揆［1］。若第二章所引《紅樓夢》第一回之神話的解釋，亦於無意識中暗示此理，較之《創世記》所述人類犯罪之曆史，尤為有味者也。夫人之有生，既為鼻祖之誤謬矣，則夫吾人之同胞，凡為此鼻祖之子孫者，苟有一人焉，未入解脫之域，則鼻祖之罪終無時而贖，而一時之誤謬，反覆至數千萬年而未有已也。則夫絕棄人倫如寶玉其人者，自普通之道德言之，固無所辭其不忠不孝之罪，若開天眼而觀之，則彼固可謂幹父之蠱［2］者也。知祖父之誤謬，而不忍反覆之以重其罪，顧得謂之不孝哉？然則寶玉“一子出家，七祖升天”之說，誠有見乎所謂孝者在此不在彼，非徒自辯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