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巧稚倡導並主持的大規模的子宮頸癌普查普治工作，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果。經過普查，從理論上增進了對誘發子宮頸癌的病因的了解，幾年後，子宮頸癌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很快下降。林巧稚的學生、婦科病理專家唐敏始終參與這項工作她在1979年發表的一篇論文裏，把這一年的統計數據與1959年的數據作了比較：1959年每10萬人口中，患病者為64617人；20年後，已經下降到肌46人。
林巧稚出色的工作成績，使她獲得了應有的榮譽。1959年，她被任命為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被評為全院的先進工作者，1960年，又被評為出席全國文教“群英會”的代表。
1961年夏天，林巧稚回到了闊別20年的故鄉。
當年，她從美國學習回國時，曾經香港到廈門，在家中小住。那時，美麗的鼓浪嶼像麵蒙塵埃的少女，在痛苦中呻吟。她不忍目睹家鄉的慘景，匆匆地離別了。
如今，一切都變了。鷹廈鐵路，溝通了廈門與內地的聯係。她不用再在海上長途顛簸，飛馳的綠色列車，載著她直撲故鄉的懷抱。
火車一過集美村，便轟隆隆地上了巨石砌築的長長的海堤。新社會移山填海的奇跡，使廈門結束了孤島的曆史，與大陸緊緊地挽起了臂膀。望著屹立在海中的雄偉長堤，林巧稚心情激蕩。
與林巧稚同行的是她的親密同伴白和懿。白和懿也出生在鼓浪嶼，終身未嫁。因為是同鄉，又有相同的境遇，兩人一直相依為伴。白和懿雖然在北大工作，但是林巧稚家中的常客，經常與林巧稚住在一起。
林巧稚重回故鄉，受到了當地政府的熱情接待。她被安排在鼓浪嶼賓館下榻。她放下行李便急切地奔到港仔後附近的山坡上，父母的墓地。
父母的墓碑，立在綠蔭之下，林巧稚理了理頭上的白發，默默地低頭立在二老的墳前。她已花甲之年了，但還是難以忘卻雙親的養育之恩。
父母去世後，大家族中的人們散居各地，林巧稚平時與他們聯係不多，這次乘回鄉之便，一一尋訪，暢敘別情。她還特意到祖居的湖邊村去了一次。那裏正在修建水庫，父輩老家的房子已拆除：兩個異母弟弟，已遷入湖邊的新居。當年一個小湖，而今將成為碧波浩蕩的大水庫。故鄉的巨大變遷，使林巧稚感慨萬端，也更加懷念久別的大哥。
大哥解放前夕返回廈門，又攜家去了台灣。誰想到不久海峽阻隔，親人就斷了音信。她站在鼓浪嶼日光岩的頂峰上，向東眺望浩瀚的大海，似隱約可見遠方親人居住的寶島。父親作古後，她得到大哥的全力資助，才得以完成學業的。她對兄嫂一家懷著海一樣的深情，期待著重逢的一天，供養他們歡度晚年
然而夙願未嚐，林巧稚重返故鄉的次年初秋，卻傳來了侄子嘉通病危的消息。
解放前夕，林嘉通全家離開北京後，一直居住在上海。這一年，他常常腹痛難忍，人漸漸消瘦，多次就醫，一直未查明病因。
林巧稚聞訊當即讓嘉通到北京來治療。經協和醫院作穿刺檢驗，確診為肝癌，而且已經到了晚期，麵對這不治之症，再高明的醫生也隻有歎息，別無良策。林嘉通自知生命已為時不長，不願在北京久住，堅持要回上海。林巧稚無奈，隻得讓侄女婿周華康送他回去。幾天後，她第一次向醫院請假，飛往上海探視。她知道肝癌後期，病人是非常痛苦的。為了盡量減輕侄兒的病痛，延續他的生命，她特意托人買了一點止痛的嗎啡。
一到上海，林巧稚立即把藥交給侄媳，讓她鎖起來，嚴加保管，不到萬不得已，不要用。
假期未滿，醫院有急事，催她速歸，林巧稚隻得撇下奄奄一息的嘉通，返回北京。沒過幾天，長途電話傳來了噩耗。林巧稚含悲忍痛又一次飛到了上海。
大哥去台灣後，林巧稚一直盡家長之責，照應著在大陸的侄兒侄女。嘉通一家，雖在上海，但兩地書信往來，常有聯係。她一直希望孩子們平平安安，等待著父親歸來，一家團聚。誰想到侄兒正當壯年之時，卻突然病到了。嘉通留下3個女兒，都還在上學。安葬嘉通後，林巧稚把侄媳克範和她的3個女兒叫到跟前，隨手從包裏掏出事先準備好的一疊人民幣，放到克範麵前，深情地說：
“我沒有照顧好你們一家，這裏是5000塊錢，你們留著用。從下個月起，我每月給你們寄120元錢，你們有什麼困難，隨時寫信告訴我。”
孩子們依偎著姑婆，眼眶裏充滿了淚水。
臨回北京時，她沒有忘記把嘉通未及使用的藥帶走，回京後退給了醫院。
從那以後，林巧稚每月一領到工資，立即讓秘書給上海彙款。就是到侄孫們一個個參加工作了，她還是照寄不誤。
但是，林巧稚並不是有求必應，遷就孩子們的一切要求。侄孫女林晨大學畢業後，分配在河南省工作，愛人卻遠在福建。多年的分居生活，苦惱可想而知。一次，她給姑婆寫信，訴說困難，希望老人能通過熟人關係，把她們兩口子調往北京。林巧稚回信勸導說個人的事不能這樣辦。慢慢等著吧，國家的形勢會好起來的，到時候，這樣的問題總會解決的。”孩子們理解老人的心，從此再也不提這類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