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除了林懿鏗、林心鏗外，林巧稚還有一個外孫女，叫蔡玉輝。這是她大姐款稚的外孫女兒。玉輝一家僑居在緬甸，1952年，20歲的玉輝隻身回國，投靠姨婆。林巧稚資助她在衛生學校學習，畢業後在醫院當了麻醉師。轉眼10年過去遠在海外的父母，思念女兒，一再催她出去團聚。1962年，玉輝終於請假出國探親。
當時正是困難時期，國內生活比較艱苦，人心有些浮動。林巧稚聽說姨外孫女要去緬甸，特意送她到機場。路上，她問玉輝：“這次出去，你還準備回來嗎?”
玉輝也是一個堅強的人，爽快地回答：“我是要回來的!”
林巧稚高興地把她摟在懷裏，說：“對，做人就要有點誌氣。外邊現在生活條件是好一點。但我們不能貪圖安逸，忘了祖國，祖國培養了你，應該回來為她服務，報答她的哺育之恩!”
玉輝登上了舷梯，回頭看時，隻見姨婆還在向她頻頻招手，微風吹來了她親切的呼聲早點回來!我等你!”
這句話深深地印在玉輝的心裏。到了緬甸後，雖然母親按著她腿上浮腫的指印，再三再四地勸她留在國外，她始終沒有動過心，不久，她收到林巧稚的信。姨婆日夜惦念著她，希望她如期歸來，不負前約
玉輝得到了巨大的支持，一遍又一遍地把林巧稚的信念給父母聽。父親是個屆、想開通的人，讚成女兒的選擇，感歎道：“葉落歸根，飛燕歸巢，我看是該有幾個人在國內生根。回去吧！回去吧!”假期滿後，玉輝告別雙親，回到了林巧稚的身邊。
美國醫師約翰，斯鮑爾士曾經寫過一部關於協和醫院的書:《西方醫學在中國的宮殿北京協和醫院》。在這部著作裏，他對林巧稚作過這樣的描繪和評價：“金國棟醫師最清楚地回憶起一位女醫師林巧稚，她在國民黨時期的中國開始了頂峰。現在中國，她被看是一個醫生女英雄。 “林醫生是很自信的婦女，除了她出眾的臨床才華之外，由於中國的婦女喜歡看女性的婦產科醫生，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因而她的名望更提高了。1950年以前，住在北京的美國婦女都清楚地記憶她們喜歡挑選林醫生，因為她有能力解決問題，她同患者有一種特殊親密的秀係。”
鮑爾士的分析和評斷是恰如其分的。林巧稚對任何病人都有著“特殊親密”的感情。她的事業始終與病人聯係在一起。病人就是她的親人。她常說：“我就是離不開病人，一天見不到病人就心煩意亂。”
她一生的奮鬥目標就是:“讓所有母親都高興平安，讓所有的孩子都聰明健康。”
正是她這“特殊親密”的感情，使她贏得了患者的信任。人們崇敬她，把她看成自己的知音，自己的救星，自己心目中的“女英雄”。在她的辦公桌上，每天都有來自國內外的信件：求醫的、問候的、討教的。
1962年年初的一天，林巧稚接到了一封來自草原鋼城的求救信。寫信人叫焦海棠，她已經生過4個孩子，可是每次嬰兒出生後不幾天就全身發黃，很快死去。如今，她已懷上了第五個孩子。“懷孕已7個月了，求求您們千方百計救救這快要出生的孩子吧!”
透過信紙，她似乎看到了病人焦急的目光。
像這樣新生兒因黃疸而死亡的病例，林巧稚以前碰到過。這是父母血型不合而引起的溶血性黃疸，叫新生兒溶血症。
林巧稚不能粉飾這個嚴酷的現實，她如實地給患者回信，說明對於她這種病，目前還沒有成熟的治療辦法，許多問題還在研究之中。
信發出後，林巧稚的心情更加沉重。她放心不下這件事，繼續查閱文獻資料，終於發現國外有過治愈的報道，她那積滿愁雲的心頭，驟然照射進一絲希望的亮光。
林巧稚立即把她的學生王文彬、薑梅和侄女婿周華康找來，一起商量對策。
王文彬是協和醫學院1942屆畢業生。原來從事外科，解放前夕轉到婦產科，成為林巧稚的得力助手。薑梅是林巧稚在北大醫學院時的學生，1949年到協和醫院後，一直跟隨著老師，他倆和兒科主任周華康大夫聽了林巧稚的介紹，都覺得這個病例有些棘手。
嬰兒的臍帶血管是粗的。通過手術，徹底更換血液，確是治本之策。然而，具體手術該怎麼做？解剖位置在哪裏？如何確定切口？
“是不是先做些試驗，摸索摸索。”林巧稚提出了具體建議，找一個沒足月的死嬰，做一次摸擬手術。
薑梅承擔了手術的任務。經過試驗，終於基本搞清了解@的位置與手術的要領。
正在這時，塞外草原又傳來更加緊迫的呼聲。病人接到林巧稚的信後，出於對老專家的信任，懇求她再想想辦法：“您就把我死馬當活馬治吧!”
林巧稚理解病人的心，經過一番試驗她也有了幾分把握，因此當即給焦海棠回信，讓她來京住院待產。
焦海棠喜出望外，她帶著憂慮與希望交錯的心情來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