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安不仕則已，待他二十年後“東山再起”，一出手便震驚四野，此後數年經營，更是把謝氏家族的地位權勢推至登峰造極。後人這樣評論：“既要顯赫，又要清雅；既要權勢，又要飄逸；既要富有，又要自由；既要精神，又要肉體；既要當世，又要青史”，這樣一個謝安，令人羨慕不已，後世的詠謝詩詞大多寄寓著個人理想。
易安這首詞也是如此，不過她的願望更加純粹，也更難實現——不為一己私欲，隻為天下蒼生；不求未來顯達，但求現世安穩。故而，她希望壽主，也就是這位本朝的謝安，能夠以民生為重，複出做官，力挽狂瀾於將倒。
《新荷葉》詞旨深遠豪邁，但語言清麗、風格典雅，這讓人想到了後人對李易安的兩條迥然不同卻都有頗多附議的評語。
清初韻學家沈謙在《填詞雜說》中說道：“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極是當行本色。” 所謂“當行”，意指婉約清麗才是婉約詞派的本色。到了晚清，沈曾植又在《菌閣瑣談》這樣評價：“易安倜儻有丈夫氣，乃閨閣中之蘇、辛，非秦、柳也。”後主與蘇、辛，同是詞家大宗又涇渭分明，然而李清照——這綠葉叢中的一點嬌紅，偏偏和他們都有相似。
兩位後人對李清照的讚譽各有偏重，大抵受到些時局的影響：清初政治經濟漸漸趨於穩定，文人有更多精力關注詩詞的技巧、語言；到了清末，時代需要“倜儻有丈夫氣”的英雄，人們關注的焦點也就傾向於作品所蘊之“氣”。
隻恨二李未能相見。假如李煜遇到李清照，絕妙之文辭、曠古之悲愁相互碰撞，或許能撞出詞史上又一個絢爛的巔峰。又歎易安身為女子。若她有個男兒身，定然不會在書齋裏淒淒婉婉地度過餘生，或像東坡一樣為報傾城，致力於經世濟民、輔君治國；或像稼軒以氣節自負，醉裏挑燈看劍，以功業自許，沙場秣兵厲馬。
隔著一個王朝的起落興衰，兩位同姓後人沿著相異的方向勾勒，曲線相扣，恰好把李清照解讀得更加圓融豐滿。她的才氣堪與詞帝李煜比肩，又有和蘇、辛並舉的倜儻，兒女情長的愛怨掩不住憂國憂民的士大夫風範。
自古以來，文人的抗爭多付諸文字才得以實現。與其他不得誌的文人相比，李清照更加尷尬，除了以筆代刀，她再尋不到其他途徑抒發心懷蒼生的誌向。
這首詞或許是易安本人對濟世的渴望，無奈她身為女子，隻能後退一步，轉而召喚英雄。她的情緒爆發，像火一樣熾烈，卻屢屢遭遇現實的寒冰，表層的冰融化成水，複又把火澆滅，到最後，再熱情的人也隻能心灰意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