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東方思維的代表方式，由於中國特有的地理環境、宗教信仰乃至社會文化現象，形成了中國獨有的傳統思維方式，包括整體思維、辯證思維、直覺思維等。這些特征與西方的理性分析思維、邏輯演繹思維、實證思維正好相反。可以說，中國思維（或曰東方思維）與西方思維產生了人類兩個不同風格的文化現象：東方文化與西方文比。不管它們在社會功利上有著如何的差別，它們至少構成了人類文化的兩大景觀。並且以筆者的觀點看，它們不存在誰是先進，誰是後進，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問題。應該說，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是互為補充的，東方思維與西方思維也同樣是相互補充的，是人類思維相輔相成的二元對待。西方思維方式需要借鑒東方思維方式；東方思維方式也需要借鑒西方思維方式。西方科學發展到今天，愈來愈與東方的神秘主義文化走到一起；東方的道德文化，愈來愈需要西方理性精神的激蕩。這些文化現象，正是東西方文化和東西方思維方式走向互補的統一的有力證明。
首先，我們從發生學的意義上來討論中國思維。為什麼說中國的地理環境會與中國思維的形成有著必然的聯係呢？我們所說的中國，在古代是中原一帶。古代中國人，生活在廣袤的大陸中，他們遠離海洋，從原始社會的采集與倚獵的生活狀態，慢慢發展到農業社會的種植與養殖。而無論“種植”還是“養殖”，都是一種相對靜止的生活狀態。而西方人則不同（這裏指的西方人，在古代指的是生活在大西洋西岸一帶的人），他們麵臨著大海，常常在驚濤駭浪中求生存。《聖經》中記載的史前的洪災，以及諾亞方舟的大漂泊，可能正好是古代西方人的生活寫照。正是這種海洋航行生活，發展了西方人的邏輯判斷思維、實證思維。而東方人在相對靜止的生活環境中，相應地發展了整體的經驗思維、直覺思維。
再說宗教信仰。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孕育生成的宗教有道教，以及與道教持相反觀點的儒教（我們姑且把儒家當成宗教看待），還有一種宗教，雖然不是萌生於中國本土，但卻對中國文化產生了不可估量的重大影響，這就是佛教。儒、釋、道三教，既對立，又統一，既排斥，又聯係，在中國這塊土地上轟轟烈烈地鬧了數千年之久，至今仍根植於中國人的深層意識之中。儒教以“天”為至尊並推導出“天”的一元論。“天”看不見摸不著，因此儒教又在人間推出一個人的代表，是為“天子”，天子代表天的意誌統治著天下萬民，天下萬民都得服從“天”或“天子”的意誌。這對形成中國式的整體思維有著莫大的影響。道教比起儒教來說，似乎更接近自然主義。道教認為，天下至尊是“道”。“道”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但是道生一，“一”是一個整體，由此推出整體思維，“一”又生出陰陽之二，是為“二儀”，陰陽二元（或二儀）相互轉化，相生相成，這又推出辯證思維。可以說，中國的辯證思維，主要是來自道教的影響。“二”又生出“天地人”三才，“三才”仍是相互依賴的整體。三生萬物。由“三才”生出天地間的萬事萬物，而不管事物如何紛繁雜遝，都統於“三”序列中，都納於二元的對立統一之中，都歸於“一”的大整體中，直至似有似無的“道”。至此，中國式的整體思維和辯證思維在此表現得淋漓盡致。再說佛教，佛教說宇宙人生的本體是“無”，是“空”。“無”是虛無，無中生有，“空”不是頑空，空中有實。道教與儒教，都是一元論，而佛教既超越了二元論，又超越了一元論。佛教認為，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超越所有的二元論乃至一元論。隻要人的內心熄滅了所有的二元對立乃至一元至尊，才能成為佛。所以佛就不能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不能執著，人一有執著之心，就會有執著之客體對立，就又陷入二元論的對立之中，也就是如佛教所說，又陷入了世俗之中，不能成為真佛。筆者曾在《金剛經參同契》一書中，指出佛教與基督教的差異與東西方文化的分野。筆者認為，基督教本質上是一個二元論的宗教，基督教說宇宙人生之中有一個上帝，世界是上帝所創造，人們都是上帝的臣民。表麵上基督教是上帝一元論，其實隱含著上帝與臣民的對立，是二元論。而理性思維正是建立在二元論的基礎之上。因為理性的前提是要有一個客觀的中介，而客觀的中介又以主體與客體相對立，人與自然相對立為前提。主體與客體對立、人與自然對立正好是人與上帝對立的翻版。所以，我說基督教中隱含的二元論因素是推導西方思維方式乃至西方文化的宗教基礎。而佛教則不同，佛教超越了所有的二元論，甚至超越了一元論。在這種超越的靜默中，產生了頓悟的思維、直覺的思維和整體的思維，或者說佛教的超越精神推導出東方的（或日中國的）思維方式乃至東方文化。這就是為什麼宗教信仰對我們的思維方式有著如此重大的影響的有力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