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我去上班，在車上聽到有人說，張亮被王奎捅死了。這兩人我很熟悉。而且曾經十分熟悉。所以對此事我感到十分震驚。然後，我突然想到我的朋友曾浩是《南京晚報》的記者，於是給他打了個電話。他對此很有興趣，說是要立即趕到鴨鎮采訪。曾浩想采訪完畢就到我所任教的學校來看我，我拒絕了。我告訴他，你最好別來，學校忌諱媒體。言下之意曾浩是不知道的，學校為什麼忌諱媒體，我相信曾浩如果來我們這所學校一趟就能明白，首先，校園門口遍布各式各樣的店鋪和攤點，會將他擋在校園門口大約十分鍾；其次，我的課堂稀稀疏疏，許多學生聚集在校園門口那些店鋪的房子裏打牌、抽煙、髒話連篇，這會使我在曾浩麵前感到慚愧。我不喜歡那樣。
三，學校內部事務混亂，有無處不在違法亂紀現象，比如說吧，曾浩很可能在和我廢話之間，辦公室裏會有一位教師突然從椅子上站起，一掌將某個學生打翻在地。我擔心曾浩醉翁之意不在酒，假借看我，實則對這所學校進行暗訪，繼而爆光。正如我們校長所說的那樣，這年頭，媒體軟弱無能，但學校比他們還要軟一點，所以教育問題格外引起他們的關注。那樣的話，我將無法繼續在這所學校混下去，即便混下去，也不再有我現在混得這樣好。當然，我信任曾浩不會害我，問題在於他還帶了另外一些我所不認識的新聞記者，我能拜托曾浩放我一馬，但不能管得了另外那些人。曾浩不愧是我的好朋友，放學之後，我下意識裏在學校滯留了半個小時，其間，曾浩沒有聯係我，果然沒來。在此，我十分感謝他。
在回家的路上，我再次聽到車上的人在談論著昨晚發生的那起凶殺案，即，張亮被王奎捅死了。他們的談論和案件一樣，人已死，現在問題是王奎會不會被拉去打耙（即槍斃）。我坐在公交車一把專供老弱病殘孕安坐的綠色椅子上陷入了沉默，我不想說什麼，也不想聽他們說什麼。在我看來，王奎會不會被拉去打耙與我關係不大，全聽憑法庭斷決。我隻是覺得張亮這樣或此類的死完全在我意料之中，此外無它。我還想說的是，那把椅子被剛剛下車的一位中年婦女焐得滾燙，此溫度對這個陰冷的冬天而言無比反動。所以，它居然讓我沉沉睡去，誤了車站，於是我所乘坐的那輛322路公交車把我帶到一個叫新衛的地方。這個地方我從來沒有來過。被司機喊醒後，我隻得下車等待往回開的322車。在車站附近的一所新房子前聚集了一些當地百姓——當地百姓，為什麼要這樣說？我也不知道——一個中年偏後的男子正雙手緊緊握著一個沒有一滴茶水卻結滿茶垢的玻璃杯在說著與政府唱反調的話，周圍的聽眾不時發出快樂的笑聲。這時候，我意外發現，在西方，烏雲稀釋而去，半露一抹桔黃，像一個受了涼的小孩子將屎拉在了天上。
十多年前，我還是個鄉村少年，在我現在所任教的這所學校讀書。區別在於，當年青磚包圍，教舍布局有如北京故宮，現在則全換了，幾幢樓房是我當總務副主任時建造的，我現在的一點積蓄得感謝這幾幢樓房。不談這個，繼續談鄉村少年：他們書包不是斜挎，而是墜在胸前，書本沉重，隻得佝僂著走路。頭發也完全是自然生長，就如李小龍電影裏那些肌肉堅硬的青年。從來不洗，倒也油光可鑒。沒有什麼好看的衣服，一如既往穿哥哥們的。是這樣的，即便到九十年代初期，鄉村現實基本還保持了六七十年代的那種所謂的“樸素”，如果有什麼變化，也很少體現於衣著，更少體現於衣服每年都要加長的少年身上。在夏天，即便父母開恩買了件新襯衫，也不知道將它塞進褲子裏，而是任由其擺蕩。加之那是長身體的年月，很瘦，或者不瘦，是單薄，所以，鄉村少年總是白衫飄飄。假如不飄，那麼就請把自行車蹬快點，穿越那些人群，一如要飛到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