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自序(1 / 2)

最後的自然

2000年4月下旬,我隨一個電視新聞采訪組離開武漢,踏上了西去的道路。

這個電視新聞采訪組由7個人組成,除了我之外,那6個人全是對熱鬧的人和日益發達著的城市興致勃勃的記者。我不是,我對人和城市不感興趣。同伴們在發達城市的熱鬧人群中扛著攝像機興高采烈跑來跑去的時候,我就一個人躺在房間裏望著天花板發呆,或者離開隊伍去青海湖,以及別的什麼不是城市的地方,然後再回來,跟著采訪組一路顛簸著去下一個目的地。

采訪組分乘兩輛車,從古絲綢之路的起點出發,穿越黃土高原和西部戈壁,經西安、銀川、蘭州、西寧、烏魯木齊,沿著甘南草原和川北草原南下,行程萬餘裏,5月上旬到了成都。在成都,我離開采訪組,混進了另外一支由作家和畫家組成的隊伍中,搭飛機從成都飛到西藏的昌都,再改乘汽車,沿著川藏線的另一半路,向西藏腹地進發。

在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加查山時,汽車失火了。我們從車上跳下來,被困在夜幕降臨的加查山上,遭遇了一場突如其來的冰雹和大雪。也許是一路顛簸,也許是高原反應,也許是長期盯著美麗的雪山看,也許是別的,我的眼睛在大雪中突然看不見了。離開加查山後,朋友把我送到西藏軍區總醫院,醫生懷疑是視網膜脫落,要我立刻出藏,回內地治眼睛。

我從拉薩返回武漢,開始了漫長的眼疾治療。在北京,我的醫生中有一個20世紀50年代從歐洲回國的老太太,她是北京同仁醫院的眼底病權威。她給我做過眼底檢查後,問我怎麼有本事把眼睛弄得這麼糟糕。我回答說我眼睛太小,總是拚命睜大了眼睛看世界,大約是睜得太大了,進了灰塵。她說你不要說俏皮話,你這種情況,以後睜得再大也白搭。我問是不是會瞎?她說不,你不會瞎,你隻是看不見罷了。我說您真幽默,您是我見過的最幽默的人。她嚴肅地說,我一點不幽默,失明才是瞎,你暫時還不會瞎,還能看到一點光線,如果你不再那麼往死裏用眼的話。我說您不能這麼殘酷,您總得讓我看點東西,否則您就幹脆讓我死。她想了想說,也行,從今以後,禁止讀書寫作,要是實在憋不住,就看看畫報。

也就是那一次,一位朋友送給我一些畫冊,它們基本上是19世紀俄羅斯巡回展覽畫派的作品。從北京回到家裏,我遵從醫囑,蒙上了電腦罩布,把桌上床頭所有正在讀的書收了起來,然後坐在涼台上,翻開了那些畫冊。

那是整個的四季,天氣從暖到涼,又從涼到暖,不遠處傳來正在進行著的市嘈聲,有太陽。我在太陽下長久凝視著攤開在膝上的那些

畫冊,我想起我在一篇小說裏寫到的一句話:太陽很好。

太陽總是很好。

19世紀下半葉是一個花開花落的繽紛時代,法蘭西大革命和歐洲大陸的工業革命給這個時代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機,同時也摧毀著傳統藝術賴以生存的認知模式和操作根基。在人文精神、藝術潮流和技藝表現上,新的思維觀和方法論不斷介入,導致了文藝複興運動之後人類對世界的再度懷疑和分裂,使這個時代不僅產生了現代科學萌芽,奠定了資本主義的壯大基礎,而且在不斷的分裂和顛覆中造就了一個新的藝術世界。

在靈魂不死的安格爾之後,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舉出一大批“留長發,蓄長胡子,穿天鵝絨或燈芯絨衣服,戴寬邊帽,係鬆領帶,普遍地強調自己蔑視體麵的習俗”(貢布裏希語)的傑出藝術家們的名字:弗朗索瓦·米萊(Fran Cois Millet)、居斯塔夫·庫爾貝(Gustave Courbet)、但丁·加布裏埃爾·羅塞蒂(DanteGabriel Rossetti)、愛德華·馬內(Edouard Manet)、克勞德·莫奈(ClaudeMonet)、奧古斯特·雷諾阿(AugusteRenoir)、米耶·畢薩羅(Camille Pissarro)、奧古斯特·羅丹(AugusteRodin)、詹姆斯·阿博特·麥克尼爾·惠斯勒(James Abbott Mcneil Whistler)、保羅·塞尚(Paul Cé zanne)、文森特·凡·高(VincentVan Gogh)、保羅·高更(Paul Gauguin)……他們是那個動蕩年代中最不安分的一群精靈,繼15世紀佛羅倫薩和17世紀羅馬的藝術變革之後,他們以巴黎為中心,用反叛的顏料、質疑的泥土和分裂的大理石在歐洲大地上掀起了一陣陣騷動,讓這個世界更富有生機,同時更加抵近了人類在精神世界裏的孤獨和迷茫的沼澤地。

在俄羅斯,彼得堡自由美術家協會和巡回展覽畫派集中了那個時代差不多所有才華橫溢的俄羅斯畫家們。他們被學院派教授們規定的一幅命題畫所激怒,以此為分野契機,在學院派古典主義蒼老的城堡下高高揚起批判現實主義的大旗,以“低級、庸俗”的曆史畫風俗畫風景畫為武器,向“高尚、神聖”的宗教畫祭壇畫聖經畫投出質疑之矢。在他們之前,傳統的藝術風格從來沒有受到過這麼咄咄逼人和才華橫溢的挑戰,壁爐旁的詠歎詩闃寂了,無憂無慮的古典時代結束了,在歐洲迅速崛起的工業革命和新興的有產階級以蹩腳的審美法則毫不留情地驅殺著傳統的手工技藝時,他們在俄羅斯消滅的是取悅貴族和宮廷的藝術目標,消滅的是新興的資產階級意誌薄弱的生命懷疑和搖擺不定的藝術觀,代之以“世俗的光榮”和無畏的現實主義批判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