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那些有塵世抱負的偉人和政客，都想利用文學來推動他們的事業；而那些有塵世抱負的作家也想利用文學為“愷撒的寶劍”增添一點鋒芒。因為前者知道他們的思想、言論、政綱或者哪怕就是政策，如果借助一點文學的趣味和形式，就可能傳播得更快，更廣泛地普及到讀者中去，並且為讀者接受。古人早已通曉這個道理，他們把四書五經的大道理形象比喻為苦口的良藥，把文學的趣味和形式比喻為送下苦藥的糖丸。藥雖然是良藥，無奈苦口，肯痛快服下去的人不多。為了治病救人，用些糖丸拌苦藥欺騙病人說是甜藥，將就服下去，也算是用心良苦的一個辦法。因為後者也知道，“愷撒的寶劍”除了帶來平安和秩序以外，還將帶來難得的麵包，無論他們想要平安和秩序還是想要麵包，如果為了塵世間不可缺少的寶劍肯多出一分力氣，日後不能流芳千古也可以多得些麵包。但是，無論出於什麼目的，這樣的文學都是被一個外在目的所驅動、所利用的文學。
從曆史的實際狀況觀察文學，文學的確是一項可以被利用的事業。沒有什麼理由說那些被利用的文學不是文學，而不被利用的文學才是文學。因為文學有多個層麵，有不同含義，它們處於不同的水平。有的純粹，有的不那麼純粹，有的僅僅徒有其表。像梁啟超當年維新變法失敗後，期望推動立憲政治在中國實現，於是他想到了小說。除了鼓吹小說的種種功效以外，還身體力行，寫作了《新中國未來記》，借助故事人物，說出他當時心目中的立憲政治大綱。我們不能說《新中國未來記》不是小說，可是如果說關於憲政的論述，它不如一般的政治學著作；如果說文學色彩，它又徒具形骸，毫無血脈。就是說，梁啟超當年的身體力行，既敗壞了政論，又敗壞了文學。長遠來看，所有出於外在功利目的而利用文學的文學，都沒有長久的生命力，而那些利用文學的功利活動，一定會敗壞文學，造成文學的災難。
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史，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是這樣的災難史。它對文學的傷害是多方麵的，比如，降低文學的藝術水準，敗壞文學的應有的品位，使得作家處於痛苦的內心衝突之中，不能寫他們想寫的作品，甚至傷害到作家的個人生命。如果說20世紀中國文學還有所成就，那麼這些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作家自覺反抗這種災難的結果。文學是和人類的功利活動不一樣的，雖然可以把它強行納入功利活動中，但文學的本性卻不是功利活動，也不是功利活動的組成部分。從社會學角度看，文學寫作是一種個人活動，寫作直接聽命於作者個人的良知；寫作不是反社會的，但確實是非社會的。另外，就像曆史、哲學、宗教等人文學問關注人一樣，文學也關注人。
但文學有獨特的視角，它不像其他人文學問那樣把對人類命運的同情和關注隱藏在盡量理智和客觀的分析框架的背後，它的敘述與抒情形式直接訴說的就是人，人的活動與內心世界，因此，文學對人類命運的同情和關注是不需要隱藏的，它們就是文學生命的一部分；同時，文學的思想資源，與哲學和宗教對人自身的了解有相同的地方，但文學更加訴諸直覺，更加直麵人類內心世界的衝突，因此文學對人心的洞察是直覺式的洞察，它所表現出來的慧悟和洞見，或許為哲學與宗教所未見。筆者相信，這些對文學的基本見解，已經不是獨特的發現了。在世界的許多文學傳統裏，它們都是廣為認同的關於文學的見解了。但是，正如文學會不斷地被利用一樣，文學本身也應該不斷地反抗功利性的利用；不斷地澄清和闡述文學的超越視角，就是反抗的一部分。正如有人指控文學，就應該有人為文學辯護。文學也許免不了被指控，就像它免不了被利用一樣，但是，有指控，就有辯護；有利用，就有反抗利用。這是文學的曆史和現實的實際狀況。在這裏，筆者為文學做一番辯護，相信不是多餘的。
（一）柏拉圖對文學的指控
柏拉圖對文學的指控可以說是臭名昭著了，在他之前的荷馬史詩和與他同時代的希臘悲劇並沒有因為他的指控而被世人拋棄，自他以後的文學並沒有因為他的指控而蒙上羞辱，作者繼續在表達和敘述，讀者也在繼續閱讀，文學還是那麼有生命力。雖然曆史上間或出現要把塵世建成天國的狂妄的帝王和政客，效仿柏拉圖把詩人逐出“理想國”，想盡辦法迫害或者利用詩人，但隨著地上的天國的破產，對詩人及其作品采取的行動也就不了了之。柏拉圖的效仿者基本上沒有能夠實現他們的願望。不過。柏拉圖和他之後各式各樣的效仿者還是存在一道基本分別，柏拉圖是思想的，效仿者是弄權的。柏拉圖隻不過遵從他認為正確的學理進行論證，他的結論雖然對文學是不利的，但卻不是蠻不講理的。柏拉圖對詩人的放逐僅僅是想象性的：世上沒有理想國，所以也不存在放逐詩人這樣一件事。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對文學不利的結論的背後，可能包含了他對人類社會和文學深刻的洞見。盡管兩千多年過去了，但柏拉圖指控文學的前提及其個別論證，依然可以成為我們今天認識文學及其超越視角的出發點，這是柏拉圖的不朽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