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真實作為一個標準，詩隻能得到真實的皮毛，這就是已經不那麼真實的實物的一點表象。用柏拉圖的話說，就是“和真實隔離了兩重”。因為實物就已經和真實隔了一重，再模仿和表現實物的詩自然就是再隔一重了。柏拉圖非常聰明地以畢達哥拉斯和荷馬在現實生活中的不同處境做例子，來說明詩的非知識的本性。畢達哥拉斯是數學家，他發現的數學知識對人類有應用價值，所以，他隻要坐在屋子裏，別人都去找他，請教他；可是荷馬卻要四處行吟，取悅聽眾。因為他的詩是沒有知識含量的，盡管他寫了特洛伊戰爭，可是哪個軍事家讀了荷馬就懂得打仗呢？如果荷馬的詩能夠提高人們的知識水平或道德水平，荷馬的同代人就不會讓可憐的荷馬四出行吟，從一個小鎮到另一個小鎮，人們就會強迫荷馬留在固定的地方，像畢達哥拉斯一樣擁有尊嚴和社會地位。柏拉圖的例子倒是揭示出詩在社會裏的尷尬地位：因為它的非實用性而處於流放或半流放的境地。
柏拉圖雖然指控詩，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柏拉圖對詩及其本質是有真知灼見的，他甚至比他的學生亞裏士多德對詩都更富有感悟和洞見。比如，他否認詩的知識含量，他從詩的社會處境理解詩的非實用性，他從人類心靈中理性與感情的矛盾切入對詩的理解等等，雖然不見得都符合我們今天的知識水平，但無疑比從認識論的思路或人道立場的思路認識文學，更富有啟發意義。柏拉圖是理解詩的，但是他更愛他的“理想國”，他知道他設計周密的“理想國”會瓦解在詩的手裏，所以必欲除之而後快。他把詩看成是“理想國”的敵人，其實我們也可以反過來，把“理想國”看成是詩的敵人。他為了“理想國”而指控詩，我們卻要為了詩而指控“理想國”。所以，我們今天重新思考柏拉圖，反思文學，值得重視的不是柏拉圖指控詩的個別論證，而是柏拉圖賴以指控詩的前提。如果他的前提是正確的，那他的指控也是成立的。在我們看來，柏拉圖指控的荒謬，不在於個別的論證，而在於論證賴以建立的前提。一句話，“理想國”是不值得追求的，於是詩就有了它的立足之地。換言之，無論是我們的自由意誌和良知，還是我們對自然以及人類曆史的了解，都不支持一個“理想國”模式的世界。
（二）關於宗教大法官的寓言 (1)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以揭示人類社會和人類心靈的悖論而著稱，巴赫金所說的“複調小說”也正是這個意思。他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借二哥伊凡之口給讀者講了一個宗教大法官的寓言，其含義之深刻尤勝過思想著作。寓言說的是16世紀西班牙的塞維爾地方，一位年近90的紅衣主教為了要在人間建成天國，瘋狂地迫害異端，以“無比壯觀的烈焰，燒死凶惡的邪教徒”。正當他差不多掃清道路的障礙，為了上帝的榮耀，架起火堆，燒死了上百個異端的時候，耶穌降臨了。他來到宗教裁判所燒死異教徒的廣場，人們紛紛把他圍住，他向人群伸出了雙手，為他們祝福。他在塞維爾大教堂前的台階上，幫瞎子治好了眼睛，讓瘸子起來走路，讓入殮的小女孩複活。這位紅衣主教大法官把這一切看在眼裏，臉上籠罩了一層陰影，眼睛射出了凶光。他帶了神聖的衛隊走過來，把耶穌抓起來，關在牢房裏。老百姓嚇得給他磕頭，他默默地給老百姓祝福。到了半夜，年邁的宗教大法官親自提著燈，走進了監獄，他獨自一人走進了牢房，大門在他身後關上。大法官在門口停下腳步，久久地，仔細打量犯人的臉，然後走到跟前把燈放在桌上，對他說：
“真是你嗎？是你嗎？”他沒有聽到回答，便趕緊補充了一句：“別回答，保持沉默。你又能說什麼呢？我知道你會說什麼，你也沒有權利對自己說過的話再增添什麼新內容。你為什麼妨礙我們？你是來妨礙我們，這你自己也清楚。但是你知道明天會怎麼樣嗎？我不知道你是什麼人，我也不想知道你真的是他或者僅僅像他，但我明天就要審判你，並且把你作為最凶惡的異教徒活活燒死。明天隻要我一招呼，今天吻你腳的那些人就會跑過來往你的火堆上添加柴火，這你知道嗎？是的，你也許知道。”他在沉思中補充了一句，專注的目光始終也沒有離開囚犯。
大法官問了一通之後，便衝著囚犯，吐出了憋在心裏90年的話。大法官的申述太長了，不可能在這裏都引述，其中和本論有關的要點是，教會當初就是秉承耶穌的意願，為了宗教信仰的自由，為了實現人間的奇跡而努力，但是，要讓人民崇拜上帝，就必須先有麵包；而要有麵包，就要拿起愷撒的劍；而拿起了劍就沒有了自由。這樣，麵包和自由兩者不可兼得，它們是矛盾的。羅馬天主教會就是遵從當初耶穌的教誨，扞衛人間的信仰自由，和當年耶穌不同的是為了人民的麵包拿起了劍扞衛自由。1 500年來，教會為了這一切付出了高昂的代價，至少是冒了耶穌的名義做到了許諾的自由。大法官激動地對囚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