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們最後還是以你的名義做到了這一點。為了這自由我們經受了十五個世紀的苦難，不過現在已經結束，徹底結束了。你不相信徹底結束了嗎？你溫和地看著我，是你不願意賜予我憤怒嗎？但是你要知道，現在，就是目前，這些人比任何時候更加堅信自己是完全自由的，而實際上是他們親自把自己的自由交給我們，服服帖帖地把它放在我們腳下。但是這件事是我們完成的，不知道這是不是你所希望的，是不是你所要的那種自由。
宗教大法官沒有那麼自信，再一次央求他手下的囚犯不要來妨礙他們的事業，他對耶穌說，你沒有必要來，至少暫時沒有必要來。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是手下留情，沒有讓宗教大法官處死他的囚犯，而是讓囚犯在他布滿皺紋的臉上吻了一下，就出門走了。
毫無疑問，這個寓言講的是人類社會和人心的悖論，人類的生活就是處在這樣的悖論之中。宗教大法官象征的是人類的理性及其實踐，就像柏拉圖“理想國”裏洞明世事追求至善的“哲人王”一樣，不同的是宗教大法官的形象有更多曆史實踐的痕跡，而柏拉圖則出於純粹的哲學想象。人類的理性及其實踐活動是功利性的，追求的是一個現世的功利目標——麵包和秩序。雖然它可能冒著自由的名義或善的名義，但是無論如何，好聽的僅僅是名義的，而且它是冒來的。人必須有麵包才能生存，所以理性及其實踐的功利活動就有了它存在的理由。但是理性及其實踐的正義性必須由良知裁決。耶穌作為囚犯的形象，象征的就是人類的良知。它是非功利的，它的力量和軟弱都在於它存在於人心之內。耶穌作為囚犯的形象出現，就是很好的隱喻：它是被囚禁的。
它不像宗教大法官那樣，握有生殺大權，有衛隊和隨從。但權力雖然能夠囚禁他，卻不能征服他。良知雖然不能解決麵包問題，但它能夠裁決理性及其實踐的人類功利性活動，是不是走偏了方向，是不是背離了良知。宗教大法官一句話：你是真的嗎？你不要來妨礙我們的事業。這話說盡了人類功利活動和非功利活動的悖論。兩者依據相對立的原則，依據相對立的價值取向而共存於人類之中。就像宗教大法官深知基督的到來會妨礙他的事業，會危害他塵世的“天國”那樣，柏拉圖也深知詩會妨礙他的“理想國”事業。柏拉圖比宗教大法官更有自信，宗教大法官知道他的事業的基礎是火堆和屍骨，因為火堆是他點燃起來的，異端也是他裁判出來的，他不能夠太自信，他懷疑老百姓服服帖帖的自由是不是就是當初的那種自由；而柏拉圖沒有裁判過異端，也沒有點過火，所以比較自信，他要把妨礙他事業的詩和詩人驅逐出他想象中的理想社區。
人類社會和人類心靈的這種悖論，反映出宇宙間更根本的神秘：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人類社會及曆史，它們的運行變遷究竟是出於有目的的建構還是出於隨機的演化？如果有目的的建構是人類社會運行變遷的究竟所以然（哪怕我們暫時不知道這個究竟所以然），並且經由堅持不懈的理性的鑽研，最終可以揭開它的神秘，那麼依靠理性的周密安排來設計人類的社會，甚至布置每一個人的生活，像柏拉圖那樣精心安排“理想國”，那就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正當的。因為隻有這樣生活才符合宇宙的目的。實際上，視自然及人類社會為一有目的的建構的信念，在曆史上有牢固的影響力。任何掌握塵世權威或精神權威的統治者，天然地傾向於建構周密的人類社會的信念。柏拉圖設計“理想國”顯然是基於對宇宙運行的究竟所以然和理性的信念。
（二）關於宗教大法官的寓言 (2)
現實曆史中大大小小的極權主義者，不論打著哪種旗號，宗教的旗號也好，革命意識形態的旗號也好，救國救民的旗號也好；不論他們對人類生活經過一番深思熟慮還是盲目跟隨某個祖師，其實都是與這種根深蒂固的信念有關。凡是以為人類的生活經由理性周密的建構而可以達致理想的天國，將這種信念落實為具體的統治行為，最後莫不以極權統治收場。所以，波普爾（Karl Popper）視柏拉圖為歐洲極權主義的始祖，不是沒有道理的。當然，人類的生活離不開理性與建構，極權主義的政治實踐隻不過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實際上，凡是功利性的實踐活動，無論是經濟的、法律的、政治的，還是個人生活的，都存在出於目的而進行安排的一麵，理性滲透在這些實踐活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