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離不開功利，也就離不開理性；理性的必然就是功利的，而功利的則追求理性的。如此說來，在宇宙與人類的根本神秘裏麵，畢竟也有目的的一麵。但是，這絕不是它的全部。柏拉圖之所以想象出極端的驅逐、流放詩人的行動，是因為他深信理性是人類生活的全部，他試圖把他發現的宇宙根本神秘落實到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但他實際上已經跨越出理性的極限而落入荒謬之中。宗教大法官與柏拉圖的信念一致，不同的是他舉起“愷撒的劍”，掌握著無限製的權力來實現他的信念。他得到的當然隻能是屍骨和服服帖帖的老百姓。想象一下，如果人類隻能這樣生活，那該是多麼悲哀：人們隻能在屠夫與不能思考的、像螞蟻一樣卑賤的草民之間安放自己的位置。那該是對人類的理性多大的嘲諷！柏拉圖的荒謬、宗教大法官的恐怖昭示著真理的另一麵：為了某個目的的理性必然有它的限製，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和人類社會本身是自然演化的。
怎麼知道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本身是隨機的自然演化的呢？首先當然是有很多經驗的事實支持這種信念，例如，物種的演變，自然界的變遷，人類曆史從古至今的軌跡，甚至包括極權主義信徒統治失敗的事例，都在啟示我們認識宇宙的根本神秘是在於它的隨機演化，任何理性一意孤行的執拗違背都導致失敗破產的後果。但是，更重要的是宇宙根本神秘的領悟是從理性的限製中得來的，是從人類社會和人類心靈的悖論衝突中感悟到的。理性的背後是欲望，理性是受欲望驅使的，盡管它有修正欲望的地方，但如果欲望支配了理性，理性就會變得瘋狂，就像宗教大法官那樣。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紅衣主教大人，就是欲望支配和控製理性的例子。理性有其天然狂妄的一麵，它必須受到裁判和監管，無論在人的心靈裏，還是在人類社會的製度裏，抑或在人的活動裏。不受裁判和監管的理性最後一定會把人變成魔鬼。
柏拉圖的“哲人王”離魔鬼不是很遠，而宗教大法官本身就是一個殘酷和嗜血的魔鬼，隻不過他是一個不自信的魔鬼罷了。人的心靈裏，誰來裁決和監管理性呢？是良知。良知是心靈裏的另一種力量，它把理性的建構、設計、計算和推理統統放置在自己的麵前，按照康德說的“出於義務”的原則進行裁決，舍棄那些不以人自身為目的的東西；它限製理性的狂妄，糾正理性的偏差，監管和保證理性始終在良知以為正確的軌道上。同樣的道理，在人類活動的領域裏，誰來扮演裁決和監管功利性活動的是非對錯的角色呢？我們以為，是詩，是文學。文學在本性上是非功利的，雖然作品的出版和報酬等也是按照現世的理性規則操作的，但這並不證明文學的本性是功利的。精神追求的正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除非我們認為看不見、摸不著的精神也是功利的和實用的。但那樣的看法顯然是荒謬的。非功利的無目的的文學存在的理由，絕不是像柏拉圖說的那樣，是娛樂人低於理性的感官。
文學是觀照、反思人類的雙功利活動，文學是看看那種有著鮮明目的和理性色彩的殘酷的生存鬥爭在哪裏迷失了，文學是想象人類被像監獄一樣圍困住的現實生活有沒有另外一種可能性，文學是用良知去燭照隱身在理性背後的像無盡深淵一樣的欲望。文學存在於這個世界上，既不是給人類的功利活動幫忙，也不是給功利活動幫閑。人類為了生存，每天都在忙碌，忙碌本身已經足夠了，不需要再把文學扯進忙碌的功利活動裏，那樣隻會危害文學。文學存在於世，不是要給忙碌增添更多的忙碌，而是審判忙碌，反思忙碌，不要讓忙碌的功利活動埋沒了人，不要讓忙碌本身偏離人本身的軌道。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柏拉圖明白詩威脅了他的“理想國”，耶穌降臨在塞維爾大教堂前的台階也威脅了宗教大法官即將完成了的事業，曆史上數不清的當權者、統治者都感受到文學的威脅，也都想出放逐作者、焚燒作品的辦法對付詩的威脅。這才是理解文學本性的最好的線索。曆史這部教材就這樣告訴我們文學之所以生生不滅地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原因。
如果我們不是站在悖論各自的立場，而是站在悖論之外去看人類社會和人心的這種衝突狀況，那麼我們還是多少可以猜測到宇宙運行變遷的根本神秘：這個世界既不是出於有目的的建構，也不是出於隨機演化。非此即彼的世界觀解決不了這類問題。我們隻能說，經驗昭示我們這個神秘行程的兩麵：它既存在有目的的建構的因素，也存在隨機演化的因素。但這兩者是矛盾的，這怎麼解釋呢？我們隻能借用古人相輔相成這一模糊用語來填補我們對這一神秘的根本無知。功利性的活動是現世的，是為理性所指導的，因此它是有目的的。這種功利而現世的活動莫不體現在經濟、法律、政治，甚至宗教（當然指和權力結合起來的宗教實踐）等人類實踐活動之中。但是，由於理性的限製和人類的無知以及人心的邪惡，這種實踐活動不是走偏迷失，就是專橫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