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非功利性的活動是非現世的，它為良知所指導，因此它是無目的的——無理性建構的目的，或者說它以人自身為目的。非功利的人類活動體現在文學、哲學、宗教等精神活動之中。它裁判和糾正人類現世活動的偏差，它召喚沉睡者，指引迷失者。但它不能給迷惘中的人類設計一個解決現實問題的未來，因為這不是它的使命。它始終隻給人類提示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因為良知就是現實的另一種可能性。造物是神秘的，它的神秘不在於雙方的矛盾和衝突，而在於悖論存在的本身。它是那樣神秘地籠罩著我們的心靈、我們的社會，甚至整個自然界。它讓人類的理性接近它的神秘，可是又永遠無法達到它的神秘，永遠無法撩起它神秘的麵紗。因此，理性在神秘的造物麵前是盲目的，會犯錯誤的。而會犯錯誤的理性又受到良知的裁判，也因良知的裁判而得救。理性和良知，功利性的實踐活動與非功利性的精神活動，就是這樣服從著我們永遠無法知曉的造物的神秘。
（三）文學的超越視角 (1)
如果以現世的標準看文學，文學確實是無用的。要詩和詩人去輔助一項現世的功利事業，哪怕是一項偉大的事業，文學也是不能勝任的。20世紀中國文學的曆史已經有了慘痛的教訓：文學在現世的功利事業中，如果不是起不到真正的作用，就是在這過程中文學把自己弄殘廢了。是幫忙的，就把幫忙的人折騰壞了；是幫閑的，那幫閑的人走上了邪路。其實，文學不需要羞羞答答，好像承認了自己是無用的就比別的什麼東西低了一等；文學應該坦然承認它就是無用的，它真正而可貴的價值就在於它是無用的。魯迅曾經說過，“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如果以趕走孫傳芳比喻現世的事業的話，詩確實無能為力。因為詩本來就不是用來趕走孫傳芳的。用詩趕走孫傳芳不僅是天真的，也是出於對文學嚴重的誤解。不要讓詩趕走孫傳芳；詩不但不能勝任，而且那樣隻能毀滅詩。
詩是要問：趕走了孫傳芳之後又怎麼樣？詩趕不走孫傳芳，但詩能讓我們叩問：這個世界是不是因為一炮轟走了孫傳芳就太平無事？詩的立場天然地就是非實踐的，是反思的，是審視的。它站在現世的功利活動的另一麵，它關注著這個世界，但並不參與這個世界；它要反思我們在這個世界的種種事業到底讓我們失去了什麼，它要看看人類的種種奮鬥、爭奪、忙碌到頭來離當初的希望到底有多遠，它要審視人間的種種苦難、不幸和悲劇是不是源於我們本性深處的貪婪和邪惡。很顯然，文學不是站在一個現世的立場看世界的。所謂現世的立場就是理性和計算的立場，理性地設立一個功利性的目標，周密安排必要的計劃，並訴諸行動把它實現。文學站在現世立場的另一麵，以良知觀照人類的現世功利性活動，提示被現實圍困住的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文學的立場是超越的，所謂超越就是對現世功利性的超越。
《日瓦戈醫生》裏寫到一個場麵：日瓦戈的舅舅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與激進的青年維沃洛奇諾夫談論文學和人民的苦難。後者認為，俄羅斯人民現在衣不蔽體、食不果腹，需要的是反抗和鬥爭，他問道：“美、神秘劇之類的玩意兒，羅紮諾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能拯救世界嗎？”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回答了他，講得非常有意思：
我以為，潛伏在人身上的獸性如果能夠靠嚇唬，不論是靠監牢，還是靠因果報應來製伏的話，那麼，人類最崇高的象征就是手執皮鞭的馬戲團馴獸師，而不是犧牲自我的傳教士了。然而，事實卻是，千百年來使人類超越禽獸而且不斷前進的，不是鞭子，而是真理的聲音，是不用武器的真理的無可爭辯的力量和真理的範例的誘導。至今人們都認為，福音書中最重要的是那些道德格言和訓條，我卻認為，最主要的是耶穌說的醒世警言都是來自生活，用日常生活現象闡明真理。其基本意思是：人和人永遠是有聯係的，生命是象征性的，因為生命是有重要意義的。
帕斯捷爾納克顯然通過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之口多少說出他對文學的信念。如果不可避免地要用拯救來概括人類所有的實踐與精神的活動，那文學也難免不列在種種的拯救活動之中。但文學拯救的不是人的現實處境，而隻能是人的心靈。那種把拯救人類或拯救世界的希望統統放在行動上的想法多少是有點兒幼稚的。任何周密的理性安排和實踐努力都無力最後拯救人類，如果它做得到，人類早就獲救了，天國早已降臨，等不到現在。因為任何理性的安排和實踐努力的拯救都要運用權力，權力天然地傾向於濫用和腐敗。歸根結底，對人的現實處境的拯救即使是必不可少的，但也是災難重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