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被革命拋進了洗煉靈魂的煉獄，在這個煉獄裏四處流浪，在這個煉獄裏受難，在這個煉獄裏錘煉自己的靈魂；憑借著愛心，孤單的靈魂擁抱在一起，以軟弱的攙扶和依戀在革命的寒冷風暴中相互取暖。我們不知道俄羅斯革命的年代是不是真有這樣的男女或類似的男女發生了類似的事情，如果把小說看成是反映現實，哪怕它也是高於現實的反映，《日瓦戈醫生》是歪曲了俄羅斯革命還是正確描寫了俄羅斯革命？這樣的爭論將永遠可能沒完沒了地爭辯下去。其實，在現實中發生還是沒有發生類似的事情對小說來說是根本不重要的，寫實的手法在小說中隻是讓情節披上一層擬真的外衣，好讓故事符合一個大致的心理預期；糾纏於寫實小說的這層擬真性的外衣是愚蠢的，也是沒有結果的。小說重要的是要對拯救現實的人類活動有所反思，有所審視。小說要用良知去感知和體察人類的生活，要發現人類心靈裏的秘密。
帕斯捷爾納克以他無與倫比的才華做到了這一切，《日瓦戈醫生》就是這樣一部心靈的史詩。它展示的不是俄羅斯革命本身，而是俄羅斯革命對所有與它有關的人的命運的衝擊；它描寫的不是一個真正的關於俄羅斯革命過程中發生的事件，而是心靈對這樣一場事變的感受；它表達的不是對俄羅斯革命的怨恨，而是富有洞察力的心靈對俄羅斯革命後果的反思睿智。小說要追問的是：俄羅斯革命到底在哪裏迷失了？在人生的重重苦難麵前，人怎樣才能拯救自己？是像巴沙一樣把怨恨發泄在這個世界上，與世界同時毀滅，還是像日瓦戈醫生一樣在美和詩的“天國”裏追求靈魂的永生？帕斯捷爾納克筆下的日瓦戈醫生和拉莉薩其實也是人類心靈在社會巨變時代的象征：渺小的生命無力脫離苦難，柔弱的心靈抗擊不了現實，但是，苦難也奪不去人類的希望，現實也磨滅不了心靈的良知。永遠的希望不是在一個感官可以感觸的現實世界，而是在一個柔弱而高尚的心靈世界。
《日瓦戈醫生》是不朽的，它的不朽在於它以俄羅斯革命為觀照的對象，而超越了關於俄羅斯革命的具體的是是非非和恩恩怨怨，作者完全站在良知的立場審視一場20世紀最震動人心的革命；它的不朽在於帕斯捷爾納克的寫作是完全聽命於自我良知的寫作，他完全拒絕他那個時代的主流寫作傾向。根據後來的資料，我們知道，帕斯捷爾納克完全在孤立的狀態中完成了他的小說。他想以母語首先在自己的國家發表自己的小說，但是被拒絕了。理由是小說對知識分子投身革命的問題做了否定性的回答。然後，小說以意大利文首先出版，然後，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然後，又被蘇聯國內評論認為小說是對革命的嘲諷和背叛，為此作者被開除“作協”的會籍。然後，就是作者的聲明：“鑒於我所從屬的社會對這種榮譽的用意所做的解釋，我必須拒絕這份已經決定授予我的，不應得的獎金。”圍繞著小說出版和榮譽的是非，隨著作者兩年之後的逝世也就塵埃落定了。其實，塵埃落定不落定與小說本身關係不大，除了它又是一個例子讓我們見證詩的威脅確實不是柏拉圖多餘的擔心之外，爭議毫無意義。一部偉大作品的存在價值永遠在於它是激動人心的，其他一切都是多餘的。
《紅樓夢》也是這樣。但曹雪芹筆下敘述的不是一個時代擁有的偉大的事件，他生活的“康乾盛世”沒有什麼激動人心的大事，有的都是日常生活的小事，不外乎功名利祿、土木造作、飲宴唱和、狎妓投壺之類。這種生活是現實的，也是千百年來皇上治下的臣民在太平年代所擁有的生活，雖然程度不等。翻開正史和野史的記載，無論文人才子，還是市井細民，隻要爭得露頭露臉的小康生涯，隻要不是生當朝代鼎革的亂世，誰人不是這樣打發日子？誰人不是這樣蠅營狗苟？曹雪芹是偉大的，他的偉大不在於他惟妙惟肖地給讀者反映了或再現了這樣的生涯。他不需要這樣庸俗低等去迎合塵世的現實，恰恰相反，他站在這種塵世立場的另一麵，以一個懺悔者和贖罪者的口吻，反思和追問這種無數人以無數稍有差異的版本重複過的塵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