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追問，塵世的功名利祿到底值得不值得我們一心一意迷醉？人生有沒有比它更值得追求的目標？土木造作的表麵繁華的背後隱藏著什麼鮮為人知的辛酸和痛苦？飲宴唱和的歌舞升平背後有沒有敗壞心靈的無聊和虛偽？狎妓投壺能不能真正滿足我們的欲望，抑或隻能把我們扯進無底的深淵？在高傲的心靈麵前，塵世生涯顯露了它的破綻，用曹雪芹的話說，就是“縱然是舉案齊眉，到底意難平”。這種難平之意並不是無盡的貪欲，並不是覺得塵世不夠繁華，而是心靈的良知對塵世現實洞察後的不安：鮮花著錦、烈火煎油似的塵世現實必然包含它自己的宿命。在這個無可逃避的宿命麵前，高傲的靈魂永遠屬於看不見、摸不著的心靈深處。正所謂“空對著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除非心靈麻木，否則沒有人能逃脫塵世的宿命。
文學並不是要給不圓滿的現實生活提供一個圓滿的解決方案，《紅樓夢》裏的賈寶玉並不是預示一種具體的解決方案。如果那樣理解文學，就是太狹隘了。文學是人對自己的現實生活推出所有解決方案之後的反思和追問。功名利祿是一種方案，土木造作也是一種方案，但所有這些方案的盡頭處還有另一種不屬於這些方案的方案：文學的方案。那種把文學理解為現實生活的反映或再現的看法，哪怕是更高的反映或可能生活的再現，都是膚淺的。
（三）文學的超越視角 (3)
文學恰好是倒過來，探究塵世現實缺乏的沒有的東西，追問人在塵世中失落了什麼，迷失在哪裏；文學敘述和描寫的不是可能的塵世現實生活，如果是那樣，說不定哪天我們就可以親曆了，可能變成了現實了。作品敘述和描寫出來的似真的“生活”，人不可能親曆，也沒有必要親曆。作品的用意隻是探究和提示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人能不能夠不像現在這樣生活？它指向的是塵世生活的反麵，提示和告訴讀者塵世生涯的不合理和荒唐。如果塵世生活是一場眾聲喧嘩的盛宴，文學就是那敗興的預言：“千裏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宴。”文學損害了對塵世現實的認同和歡樂，但文學成全和造就了靈魂的高貴。就像一個不知道詩的靈魂是一個枯槁的靈魂一樣，一個造就不了偉大詩篇的民族也是一個心靈枯槁的民族。
文學是超越的，它的超越首先在於它是個人的。就是說，文學的超越視角首先是一種個人的視角。20世紀中國文學一個最大的災難就是認為文學是多數人的事業，文學是組織的事業。其實真理恰好在誤解的反麵：文學是個人的事業，文學是非組織的事業。因為文學必須直麵良知，作家在審視現實，審視人的生活的時候，唯一可以訴諸和依賴的思想以及精神的資源就是良知，而對良知的領悟是不需要任何中介的。無論是多數人的意誌的中介，還是組織的需要的中介，都隻能遮蔽和幹擾個人對良知的領悟。1935年的歐洲正處於反納粹法西斯的時期，知識界發出組織起來抵抗法西斯的呼籲，可是帕斯捷爾納克卻在同年巴黎召開的國際保衛文化作家代表大會上發言：“我懇求你們，不要組織起來。”他的忠告顯然來源於他被組織起來之後所感受到的個人經驗，來源於他被組織起來之後所麵臨的良知的束縛。良知不是來自外麵的告知，這和來自外麵的告知正確與否不是同一個問題。
來自外麵的告知有可能是對的，也有可能是錯的，但無論它是對的還是錯的，如果它最終控製了作家的寫作，如果作家最終成了組織裏麵的一分子，那麼作家的寫作最終隻可能取得世俗功利活動一部分的意義，而不可能取得純粹的文學意義。當作家自覺不自覺地以來自外麵的告知作為思想資源進入寫作的時候，他就不是在審視人的生活了，他就不是在擔當塵世現實的審判者的角色，而是塵世當中的一分子，組織裏麵的一環節，他的寫作也就是世俗活動了。良知就是這樣被外來的告知遮蔽了，寫作就是這樣欠缺了內在的精神資源。文學關乎良知，這就意味著文學天生就是個人的事業。
作家不需要依附於多數人，不需要依附於組織，就像良知不需要依附於權力一樣。權力敗壞了良知，權力使良知蒙上了血腥的汙垢，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大法官的寓言是關於這一點的絕妙象征；同樣，多數人和組織敗壞了文學，使作家走上了依附的歧途，走上了聲嘶力竭為世俗現實敲邊鼓的歧途，走上了寫作衰竭的歧途。當然，文學是個人的事業，文學的視角是個人的視角，這並不意味著個人的事業就是文學的，個人的視角就是文學的視角。在商品和市場的條件下，個人的寫作完全有可能變成純粹是世俗的牟利活動，個人的視角完全有可能是庸俗不堪的世俗視角。文學是個人的事業，文學需要超越多數人事業的符咒，文學需要超越組織，這種看法僅僅在文學是聽命於良知的意義上才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