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紮特、舒伯特、梵·高隻是不被認識，還有一些天才則為世所不容，被處死、被判刑或被流放。古希臘第一位偉大的大哲學家蘇格拉底被民眾法庭處死，便發出一個預告：天才與大眾是一定會發生衝突的。天才往往被時代所不容，也往往被大眾所不容。19世紀最偉大的文學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送上斷頭台，臨刑前一分鍾才改判為流放到西伯利亞服苦役4年。“被放逐”是天才詩人、作家常有的命運，我國的偉大詩人屈原、蘇東坡等都遭到流放。即使不被帝王流放，也會被各種黑暗勢力排斥得沒有存身之所而流亡，這種事例很多。在西方，從荷馬、但丁到易卜生、喬伊斯、貝克特等都有同樣的遭遇。荷馬生前到處流浪，到處討乞，沒有存身之地，但死後有7個城市爭做他的故鄉。中世紀的偉大詩人但丁，他的《神曲》是文藝複興運動的偉大前奏曲，但他恰恰被佛羅倫薩所不容，兩次被放逐（判決書說他屬於“白黨”）。放逐後他在歐洲到處流浪，過著討乞的生活，仿佛從地麵上消失，那時如果他真的消失了，也不會有人知道他死於何時何地（漂泊的路線是：維羅納，卡金蒂諾，盧尼吉亞那，馬爾比諾，波希米亞，帕多瓦，最後是巴黎）。他自己如此描述漂泊的生活：
佛羅倫薩是羅馬最可愛和最美麗的女兒，我生在那裏，長在那裏，在那裏一直住到我的生命的中期，可是這裏的市民們卻隨意把我放逐了，從那以後……我全心全意地想要回到那裏去，以便為這顆疲憊的心找到一個寧靜的處所並且結束注定的生命期限，——我幾乎浪跡於整個意大利，無家可歸，像個乞丐，違背自己的意誌，展示著自己的傷痕，人們卻往往指責這種傷痕累累的人。我的確是一條沒有舵和帆的船，在大海上漂流，被貧困的暴風雨給折磨得疲憊不堪，有時也被吹到某些碼頭。許多人也許根據謠傳認為我是另一種人——不僅蔑視我本人，而且也蔑視我已經做成的和還能做的一切。但丁：《饗宴》。第Ⅰ篇第3章。
有些天才作家不是被政府判決流放，但因為在故國受到種種攻擊而不得不自我放逐即逃亡。例如生於威尼斯的大戲劇家卡爾洛·哥爾多尼（1707—1793）。他一生創作了267部劇本（其中155部為喜劇）。55歲時他因為從事喜劇改革而受圍攻，憤而離開威尼斯旅居巴黎，但在法國大革命前夕被取消了薪俸，直到去世之前一天，法國議會才決定歸還被剝奪的“工資”。另一位戲劇天才易卜生，也因為受到政客的攻擊而無法在祖國立足，到意大利和德國漂泊26年之久。晚年病重才返回奧斯陸，1906年逝世時，挪威為他舉行了國葬，可惜他已什麼也不知道了。
天才因為其反常規的特點被世俗社會所不容從而產生悲劇，但在這種悲劇裏往往包含著一種壯劇，即天才首先不能接受社會的風氣與潮流，不能容忍世俗社會那些已發生和正在發生的“曆史”，因此他們要把“曆史”和“現狀”從自己的身上拋卻出去。要做到這一點，隻有兩種方法，一是逃避現實社會，充當社會的邊緣人與局外人，如同加繆所寫的“局外人”（也譯做“異鄉人”）和曹雪芹筆下的“檻外人”（妙玉便是這種形象）。許多類似陶淵明的隱士、逸士也是邊緣人形象。還有一條路則是自殺。王國維作為我國近代的先知型天才，他投昆明湖自殺，曆來都解釋為他屬於被曆史拋棄的悲劇，其實，這一行為語言，也包含著他把正在發生的曆史從自己身上拋卻出去的壯劇。他的遺囑有“義無再辱”四字，這意味著，他是主動地把讓他感到屈辱的時代潮流從自己的身心中推走。說他被時代所遺棄是對的，說他遺棄時代也是對的。當代作家薛憶溈有一精彩小說，名為《遺棄》，其主人公也包含著被社會遺棄與遺棄社會的雙重內涵。天才多數都有這種雙向特點。
這裏需要補充說明的是，盡管天才具有反慣性、反套式、反規範、反潮流的思維特點，但真正的天才並不是造反派，他們的思維並不是打倒、顛覆、推翻的破壞性思維。也就是說，天才的思維不是“後現代主義”式的思維。後現代主義的致命弱點是隻知解構，不知建構，隻有理念，沒有審美，即隻有破壞性、顛覆性思維。他們在達·芬奇的蒙娜麗莎臉上加上胡子，破壞這一經典形象，但這是造反，不是創造。天才不是造反派。天才是在前人已經抵達的製高點上再創造出新的高點。或者說，是在前人走到盡頭的地方，即走不下去的地方開創新的生長點。這種思維方式不是否定前人，而是把握前人的全部信息，尤其是巔峰信息，然後在巔峰處發現新的潛在的再創造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