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辦大學士朱珪也采取的是模棱兩可和大智若愚糊塗之道，晚年特別喜歡一個人坐在院子裏閉目養神。門生、故吏來看他，他總是倚靠著桌子坐著，用拐杖支撐著腦袋，拐杖上放一塊用於擦拭眼睛的青色手帕，和人談話也不睜開眼睛，說話喜歡恢諧，什麼事都不作主，也從不發表自己的意見。
劉墉晚年在政事處理上頗為圓滑，對任何事都不置可否。《嘯亭雜錄》中說：“劉文清公入相後，適當和相專權，公以滑稽自容，初無所建白。純皇召見新遺知府戴某，以其迂疏不勝方麵，因問及公。公以‘也好’對之，為上所斥。謝薌泉侍郎頗不滿其行，至以否卦彖辭詆之，語雖激烈，公之改節亦可知矣。”
此外，嘉慶二年（公元1797年）十月上旬，乾隆在關於戶部尚書董浩破例授予大學士一職所發的諭令中就指責劉墉說：“劉墉平日於銓政用人全未留心，率以模棱之詞塞責，不勝綸扉，即此可見。”
那麼，劉墉為什麼要采取模棱兩可，難得糊塗的態度，而不向乾隆皇帝和嘉慶皇帝表露自己的真實想法呢？
原來，乾隆與雍正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不能容忍剛直之臣，李紱就因性格剛強，個性突出，而為雍正猜忌。雍正訓斥說：“你實不及朕遠矣。何也？朕經曆處多，動心忍性非止數年幾載。若與朕一心一德，心悅誠服，朕再無不教導玉成你的理。若自心謂記載數篇文章，念誦幾句史冊，心懷輕朕之心。恐將來悔之不及。當敬而慎之，五內感佩可也。朕非大言不慚，縱情傲物，以位以尊勝人之庸主。莫將朕作等閑皇帝看，則永獲益是矣。”然而，書生氣十足的李紱，卻並未真正懂得雍正要他“心悅誠服”的本意是“是是非非惟朕是從”，竟然參劾雍正寵臣、河南巡撫田文鏡。雍正為此憤怒不已，遂將其治罪。時人袁枚則對此描述說：
“世宗知公深，本無意誅公，特惡其倔強，故摧折之，冀稍改悔。兩次決囚，命縛公與蔡某同至菜市，兩手反接，刀置頸，問：‘此時知田文鏡好否？’公奏：‘臣愚，雖死不知田文鏡好處。’乃宣旨赦還，仍囚獄中。亡何，世宗傳齊諸王大臣，羅列桁楊鉗鋸諸城，召公跪階下，親詰責之，天顏甚厲，聲震殿角，左右股弁，而公奏對如常。但言：‘臣罪當誅，宜速正法，為人臣不忠者戒。’世宗為之霽威。”
乾隆在對待大臣上，也效法其父所為。乾隆十八年（公元1653年），河道總督高晉因河道決口被革職。乾隆念其“尚係舊人，不忍即置重典”，但“亦不可不使知警畏”，於是下令將高晉和死囚一同押赴刑場，並嚴禁官員泄露將其免死的消息。高晉自以為必死無疑，一到刑場就昏死在地，待蘇醒後方知已被加恩釋放，於是感恩戴德，誓死圖報，不久卒於治河工地。
在乾隆統治時期，大臣中有不少因個性方麵的原因，不討皇帝歡心，稍有過失，便被治以罪，借故處死者。如李因培本係督撫中之幹員，然因恃才桀傲，為乾隆所忌。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665年），授李因培為湖北巡撫時，乾隆特諭湖廣總督吳達善：“因培能治事，學問亦優。但未免恃才，好居人上。今初任民事，汝當留意。治事有不當，善規之，不聽，即以聞。朕久未攫用，亦欲折煉其氣質，令似勝於前。但恐誌滿易盈，負朕造就耳。”然而，李因培對乾隆的“造就”苦心似乎不太理解，仍舊傲慢如故，以致乾隆深惡其人，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667年），李因培因“徇庇”之嫌，被革職嚴訊，處斬監候，秋讞竟入情實，被賜自荊而此前犯有同樣罪狀的江蘇巡撫莊有恭，因性情溫順，深得乾隆賞識，半年不到即以所犯係“外省相沿陋習，各督撫中似此者，諒亦不止莊有恭一人”，將其釋放，並改授福建巡撫。
由於皇帝的無上權威，和乾隆的馭臣之策，使乾隆朝中的大臣幾乎沒有什麼個性，這也就是劉墉為什麼采取模棱兩可、難得糊塗態度的真正原因，當然也是他不得已而為之的自保之策。
不做沽名釣譽之輩
君臣之間應該真誠相待，武則天禦纂的《臣軌》中曾說：君臣之間不坦誠，國家政治就不會太平；父子之間不坦誠，家庭就不會和睦；兄弟之間不坦誠，雙方的感情就不會親密；朋友之間不坦誠，他們的交情就容易斷絕。自始至終都要貫徹不渝的，恐怕就是誠實這種品德了吧？誠實再誠實，永遠遵守這一品德，天地鬼神都會與他相通，而無阻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