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雖說一點沒錯，可在實際生活中，君臣之間卻不會存在真正的友誼。韓非子就認為，君臣關係是一種利害關係，無所謂情誼問題。君主駕馭臣下的手段，靠的是高高在上的權威、嚴厲的刑罰和陰謀手段，以利益相誘惑，使臣下不得不依附於君主的權威之下。因此，臣下永遠都隻能看皇上的臉色行事做人。
中國知識分子向來看重自己的名聲，經常喜歡搞一些沽名釣譽之舉，一心想著“青史留名”，而作為一代大書法家和詩人的劉墉，卻很少有作品傳世，好像一點也不看重自己的名聲，這似乎令人費解。其實，仔細分析一下乾隆的馭臣之策，就不難明白其中所深含的大智若愚糊塗自保之道。
乾隆對臣僚好名習氣嚴加防範與誡飭。在他看來，臣僚好名既有礙於朝廷吏治，也不利於維護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威，所以經常對那些喜歡沽名釣譽者嚴辭訓誡，甚至不惜大開殺戒。雖然乾隆曾非常嚴厲地警告陝西巡撫陳宏謀說：“嗣後倘不思痛改前非，遇事苟且掩飾，仍蹈沽名邀譽之惡習，必不能逃朕洞鑒，思再邀寬典也。”然而，好名作為士大夫的一種傳統，源遠流長，很難在短期內整飭見效。雖然雍正時嚴厲禁止“德政碑”好名之舉，但在乾隆中後期又重新出現，這就使乾隆產生了用大獄相震懾的想法，於是，尹嘉銓案隨之爆發。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三月，乾隆在巡幸五台山回京的途中，駐蹕保定。退休在家的原大理寺卿尹嘉銓趁機遞折請求為他的父親尹會一請諡，同時請皇帝準許尹會一從祀文廟。當時，尹嘉銓怎麼也沒有想到，此舉竟然給他帶來了殺身之禍。
尹會一到底何許人也，他的兒子給他請的什麼諡呢？原來，尹會一為直隸博野縣人，乾隆初年曾出任河南巡撫，官聲尚好。他是有名的道學先生，寫過不少論述天理性命的著作，尤以純孝而著稱。做官時凡是有善政，皆歸美於其母；回鄉定居，搞一些設義倉、置義田、興義學之類的慈善事業，也要說是母親的授意。尹會一的母親去世的時候，他已經五十多歲了，仍然頭枕土塊，躺在光席上睡覺，嚴格遵守所謂“寢苫枕塊”的居喪古禮，人們非常感動。這個老夫子平日最敬佩的是康熙朝的湯斌，認為他不愧為本朝道學第一人，由於對湯斌的仰慕，尹會一在河南巡撫任上時，曾奏請湯斌從祀文廟，雖然沒有得到朝廷的獲準，但卻抬高了他的身價，當時人都認為他與康熙朝三位講道學的名臣——陸隴其、湯斌和張伯行不相上下，甚至有好事者竟然模仿孔子的弟子顏回、曾參、子思，孟軻的“四子”之稱，把陸、湯、張、尹合稱為本朝“四子”。
尹嘉銓從小生活在這樣一個道學家父親身邊，耳濡目染也成了一個道學先生，長大後步入仕途，更以承接道統為己任，得意時甚至宣稱自己是孟子後身，直接孔子真傳。尹嘉銓出身舉人，先後作過山東、山西、甘肅等省的司、道等官，後來遷升為為大理寺卿，官正三品，居九卿之列。但時間不度，即以年老回歸故裏。尹嘉栓在仕途中沒有發展，恰恰在於他總是不忘大講其道學，有悖“聖意”。誰知這個迂夫子退休還鄉後還是沒搞明白，仍然一味醉心於做個道學家。
三月十八日乾隆先看了尹嘉銓的第一件奏折：“家父生前孝行感人，曾蒙皇上賜詩誇獎，現已故去三十餘年，請照乾隆元年特諡陸隴其‘清獻’二字之例，按禦製詩內字樣，也賜家父一諡。”尹嘉銓的意思很明顯：為父請諡，成則博孝子之名，即使不準，也不會因此而獲罪。這點私心豈能瞞得過乾隆，他平素對道學先生的好名就頗不以為然，至於對那些“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假道學更是嗤之以鼻。再說，尹嘉銓這個人乾隆早就領教過了，早在他當山東藩司時就曾當麵討賞過孔雀花翎，說沒有翎子無臉回家見妻子。乾隆當時就對此人十分厭惡，到底也沒賞給他孔雀翎。乾隆心想：大臣死後是否賜諡，賜什麼字為諡，是一件十分鄭重的大事，因為它關乎死去大臣一生應作何評價，因此應由內閣議定撰擬，皇帝親自圈定。如今尹嘉銓為博取孝名而請諡，那還成何政體？想到這裏，乾隆提起朱筆在尹嘉銓奏折折尾批諭：“諡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此奏本當交部治罪，念汝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
沒想到尹嘉銓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又上了一折！這個折子先從本朝陸隴其一人從祀文廟說起，然後引出家父生前曾有湯斌亦應從祀的心願，到結尾才點明，不僅湯斌，而且範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等人也都在湯斌之亞，還有家父尹會一，也統統應請準一並從祀孔廟。這一下就惹惱了乾隆，他憤怒地在折子上批道：“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