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乾隆即召見軍機大臣等，將經朱批的尹嘉銓的兩個折子給他們看，同時作了如下的指示：立即革去尹嘉銓頂戴，鎖拿解京，交刑部治罪，查抄其博野原籍貲財，以及在北京家產。另外，乾隆還特別交代：查抄時資產物件尚在其次，如有狂妄字跡、詩冊及書信等務須留心搜檢，據實奏出。
乾隆從曆史經驗中知道，講學之風一開，最終必然會危及帝王的統治。宋儒明儒聚徒講學，好發議論，議論不同則分成派別門戶，門戶之爭則朝臣朋分角立，朋黨互相水火，黨同伐異，則不以皇帝的是非為是非，結果小則紊亂朝政，大則傾覆宗社。由此，乾隆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古來以講學為名，致開朋黨之漸。”於是，乾隆自即位初期就特別注重打擊朋黨，壓抑講學之風。他曾訓誡大小臣工、讀書士子對道學隻要埋頭潛修、躬行實踐就行了。所以當時誰要以道學先生自居，大講其仁義道德、修身養性，輕則受到社會輿論的譏諷，重則招致禍殃。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尹嘉銓卻出人意外地冒了出來，自己講學倒還罷了，又不知深淺地奏請皇帝尊崇一大堆不倫不類的道學名臣，重新煽起講學之風，乾隆如何能不震怒？
秉承乾隆的諭旨，負責查閱書籍的翰林們從尹嘉銓所著各書中，除了簽出“狂妄字跡”一百三十一處。還另外找出尹嘉銓狂“妄”之處。原來，尹嘉銓自號“古稀老人”。“古媳二字典出杜詩“人生七十古來媳，並不是帝王的專利，但不巧的是，乾隆也恰好正逢七旬大壽，自稱“古稀天子”，又寫了《古稀說》頒示天下，這就把“古媳給壟斷了。誰知年逾七十的尹嘉銓不知眉高眼低，也以“古媳為號，結果就被斥為“妄”。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大學士、九卿等在反複審訊後，將尹嘉銓照大逆律淩遲處死，親屬照律緣坐。理由是他“妄比大賢，托名講學，謬多著述，以圖欺世盜名，又複妄列名臣，顛倒是非，隱啟朋黨之漸，甚至妄稱‘古稀老人’，種種狂悖不法，實堪切齒。”
乾隆命加恩免其淩遲，改為絞立決，親屬一並加恩免其緣坐。同時命各省查繳銷毀尹嘉銓著述共八十二種，他在各地的碑崖石刻及拓本也一律鏟削磨毀。各省查繳尹嘉銓文字作品的工作，從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起，直到當年十二月才基本結束。
尹嘉銓仿照南宋朱熹的《名臣言行錄》，也編了一本《名臣言行錄》，把清初以來的名臣如高士其、蔣廷錫、鄂爾泰、張廷玉、史貽直等人都羅列其中。乾隆認為，以本朝人標榜本朝人物大有問題，列入名臣的，他的子孫自然感激，不得列入者，他的子孫就會抱怨，一旦結為恩怨，門戶、朋黨之風就會複起。此外，朱子編《名臣言行錄》是在宋朝南渡衰微之時，而今國家全盛，乾綱獨斷，哪裏還有什麼“奸臣”和“名臣”？這個說法，乍聽起來頗令人費解，細細品味又不難明白乾隆的邏輯：朝廷上有奸臣擅政，自然反襯皇帝的昏庸無能，而如有名臣，也證明皇帝不很夠格，未能大權獨攬，所以還需要名臣來輔佐。
由此可見，乾擄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想借尹嘉銓案，向所有文武大臣闡發“本朝無名臣”的思想。他說：“名臣之稱，必其勳業能安社稷方為無愧。然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國家之福。況曆觀前代，忠良屈指可數，而奸佞則接踵不絕，可見名臣之不易得矣。朕以為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為什麼？因為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這也是國家社稷之福。”乾隆否定名臣的存在，實際上是刻意貶低臣僚在政治中的作用。
既然“本朝無名臣”，那麼臣僚求名之舉即為非法。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乾隆通行飭禁地方官建德政碑，離職時令百姓製造衣散脫靴等邀名之舉等也是為此。因而，出身名相之後的劉墉，晚年在乾擄本朝無名臣”的思想影響之下，變得苟安自適，無所作為。不僅牢記將盛名歸於皇上，而且也從不做那些沽名釣譽的“邀名”之舉。這也就是為什麼作為大書法家和著名詩人的劉墉，卻很少有作品傳世的真正原因之所在。當然，也不能排除劉墉被“文字獄”給嚇怕了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