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劉墉真的是“羅鍋”嗎
一說起清朝時期大名鼎鼎的“宰相劉墉”，人們自然會想起他的外號：劉羅鍋。
那麼，曆史上的劉墉真的是“羅鍋”嗎？
相聲段子《金殿鬥智》裏麵說，“羅鍋”這個稱號是乾隆皇帝所賜，乾隆皇帝在賜封劉墉“羅鍋”這個稱號的同時，還特地為此做了一首詩寒磣劉墉，詩中說：“人生殘疾是前緣，口在胸膛耳垂肩。仰麵難得觀日月，側身才可見青天。臥似心字缺三點，立如彎弓少一弦。死後裝殮省棺槨，籠屜之內即長眠！”
當時，劉墉自然不敢頂撞乾隆皇帝，又想到皇帝賜封“羅鍋”兩個字還可以每年多掙兩萬兩銀子的俸祿，就很高興地接受了乾隆皇帝賜封的“羅鍋”兩個字，並且回敬了乾隆皇帝一首詩，詩中說：
“駝生脊峰可存糧，人長駝背智謀廣。文韜伴君定國策，武略戍邊保家邦。臣雖不才知恩遇，誠蒙萬歲賜封賞。 別看羅鍋字不多，每年得銀兩萬兩！”
當然，也有的書上說劉墉吟頌的詩是這樣寫的：“背駝負乾坤，胸高滿經綸。一眼辨忠奸，單腿跳龍門。丹心扶社稷，塗腦謝皇恩。以貌取材者，豈是賢德人。”
由此以後，一般的故事上（包括影視劇作品和相聲裏麵）都說劉墉是“羅鍋”，那麼，這是真的嗎？要回答劉墉是不是“羅鍋”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了解一下清代的選官標準。
在封建社會，選官的標準有很多，比如我們常說的科舉考試。但是我們要注意，參加科舉考試也是要有一定標準的，這就跟我們現在參加高考之前要進行體檢一樣。我們過去參加高考不還是有政治審查（簡稱政審）這一項標準麼？
過去也一樣，也是既有身體檢查，也有政治審查。
過去，這兩項檢查合起來一共有四項標準。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身、言、書、判”。每一個人都要符合這四項標準才能參加科舉考試。
所謂身，即形體，需要五官端正，儀表堂堂，否則難立官威。
所謂言，即語言表達能力，需要口齒清楚，語言明晰，否則有礙治事。
所謂書，即書法，需要字體工整漂亮，利於上級看他的書麵報告。
所謂判，即思維敏捷，需要審判明斷，不然便會誤事害人。
在過去，在這四條標準之中，“身”居首位，是最重要的。因為觀瞻所係，不能不特別強調。其實，現在我們到某一個單位去應聘，是不是也要講一些相貌條件呀？
劉墉既然參加科舉考試並且考中進士，那必然是在“身、言、書、判”這四個方麵都要合格之後，才可順利過關參加科舉考試。因此，我們可以說，在劉墉年輕的時候，最起碼在他考上進士之前，劉墉不應該是“羅鍋兒”。但是，在劉墉考上進士之後，我們就不敢說了。
此外，還有一個旁證，可以從側麵說明一定的問題。按照當時製度，舉人應會試三科不中者，還可以應“大挑”一科。這一科不考文章，隻論相貌，標準是“同、田、貫、日、身、甲、氣、由”八個字，以字形喻體形、相貌。
“同”指長方臉，“田”指四方臉，“貫”指人的頭大而身體直長，“日”指身體端直而高矮肥瘦適中。以上這四個字是好字，符合者有中選的可能。
“身”指身體不正，“甲”指頭大身子小，“氣”指一肩高聳，“由”指頭小身子大。這四個字是不好的字，沾上一個就會落眩
可見，清代選官很重視被選者的相貌，所以，劉墉即使算不上儀表堂堂，總也不至於體有殘疾。
當然，“劉羅鍋”的稱號，也事出有因。史書上曾經記載，嘉慶皇帝曾稱劉墉為“劉駝子”，可見他確實有些駝背。不過，劉墉當時已經年屆80歲，難免會駝背彎腰，這就很可以理解了。如果以此認定劉墉年輕時即為“羅鍋”，那就不準確了。
可見，從形象言之，曆史上的劉墉與民間傳說和文藝作品中的劉墉並不一致。
二、劉墉與和珅真的鬥智鬥勇過嗎
民間傳說最多的是劉墉與乾壟和珅調侃，並與之周旋的故事。這實在是一種誤解，起碼說是與史實有出入，因為他們之間地位差別較大，分別是君臣和上下級關係，在當時等級森嚴的社會背景下，劉墉是無法作出和乾隆皇上隨意調侃，甚至加以諷刺的舉動的。
劉墉與和珅的關係也不像電視劇那般充滿戲劇性。二人同朝共事二十餘載，前者是清官典型，後者為貪逆之禍首，誌異道歧，兩相對立，但他倆之間的官職和地位始終不平等。不知什麼原因，滿腹經綸的劉墉在他三十二歲之前遲遲沒有參加過任何一次科舉考試。直到三十二歲，劉墉才因父親的關係，以恩蔭舉人的身份參加了當年的會試和殿試，並獲進士出身。這一年，和珅剛剛一歲。此後，劉墉開始當官的時候，除了最開始的幾年是在北京、在乾隆皇帝身邊之外，相當長的時間裏他一直是在外地。也就是說，他一直缺乏與和珅鬥智的必需條件。況且，這時的和珅也太小，還沒有上學，還遠遠不能夠成為劉墉的對手。若幹年後，劉墉回到北京，此時和珅也已入朝為官，在真實的曆史上，與和珅同朝為官的他，真的曾經與和珅鬥過智嗎？回到北京後，劉墉開始有了與和珅接觸的機會。他看到了和珅的所作所為非常不滿，於是就開始了與和珅較量。這其中，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查辦“國泰案”的那場較量最為有名。
國泰的來頭很大——他本人是皇妃的伯父，又與和珅關係極為密切，其父四川總督文綬又是劉墉的老上級。想想看，這樣的一個人，這樣一個與乾隆皇帝、和珅、劉墉關係都極為密切的一個人，誰敢不拍他的馬屁呀？所以他一路下來升遷得很快。先是伍陽縣令，後又任刑部主事，再後任山東按察使，再後任山東布政使，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任山東巡撫，成為權傾一方的封疆大吏。
國泰任山東巡撫之後，就夥同山東布政使於易簡一起貪贓枉法，挪用庫銀，造成山東下屬各府衙門的國庫虧空，整個官場烏煙瘴氣。不僅如此，山東連續三年受災，而國泰卻邀功請賞，以荒報豐，繼續開征收稅，凡無力完納者一律查辦，並殘殺進省為民請命的進士、舉人共九名。
這樣的一個人，誰還敢得罪他呀？真有些人敢得罪他，不過不是劉墉，是大學士阿桂、大將軍福康安和江南道監察禦史錢灃！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初，大學士阿桂、大將軍福康安聯名上書彈劾山東巡撫國泰以向皇上納貢的名義大肆搜刮錢財，下屬幾十個州縣倉庫虧空嚴重，建議乾隆皇帝將他調到京師為官。
乾隆皇帝一想，喲，都彈劾到了我的伯丈身上來啦，不會吧？國泰不會幹這種事情吧？找個人問問吧，找誰呢？還是找山東布政使於易簡問問吧！
乾隆皇帝找於易簡，可是找對了人了。於易簡這個人是前任大學士於敏中的弟弟，因為國泰權大勢重，平時就對其巴結逢迎。 本來布政使與巡撫官階相同，都是從二品，均為封疆大吏，可於易簡卻對國泰極端獻媚，甚至向國泰長跪稟事。
這時於易簡一見皇上詢問，就極力為國泰辯白，堅稱國泰沒有貪賄橫行庇護劣臣之事，隻是對屬員比較嚴厲。乾隆相信了於易簡的話，兩次下諭說，國泰並無劣跡，隻是辦事認真欲速見效之過，因而沒有采納阿桂的建議。
江南道監察禦史錢灃可是一個不怕死的主，他知道大學士阿桂的彈劾沒起到作用，就在四月初繼續上書，再度彈劾國泰。
這一次，乾隆於四月初四日連下兩諭，委派戶部尚書和珅、左都禦史劉墉、工部右侍郎諾穆親為欽差大臣前往山東“秉公據實查辦”。
乾隆皇帝為什麼會如此安排，要派三個人一同前去山東查案？是不是為顯得自己對此案的重視？非也！
乾隆皇帝如此安排可以說是意義深遠：和珅，與國泰的關係極好；劉墉，是國泰父親文綬的老下級；諾穆親，是皇帝的本家。這三個人，誰都明白乾隆的意思是要力保國泰安全過關。
不過樣子還得裝一裝，再下幾個命令吧。
四月初六，乾隆料想和珅必然會對自己的意思心領神會，肯定已經對此案件的後事處理安排完畢，於是就對軍機大臣下旨講了查審國泰一案的方針和辦法。他說，錢灃彈劾國泰、於易簡貪縱營私，致使曆城等州縣的倉庫虧空，今派和珅等“嚴切查究”。倉庫虧空之事，和珅等逐一對比印冊盤查，自能水落石出；而素賄行賄之事就比較難辦，雙方都不願如實呈述，可對各官曉諭，若伊等供出實情，其罪可從輕處理。此諭由六百裏加急傳和珅等人。
四月初八，乾隆又諭軍機大臣：原任山東濟南知府呂爾昌係國泰用的人，受薦任安徽按察使，必然知道國泰劣跡，著傳旨令呂爾昌據實指供國泰、於易簡的貪婪不法，毋許絲毫欺隱，否則重懲。
我們再說錢灃。錢灃擔心和珅會預先做好安排、暗中動手腳，就與劉墉商議：他一個人微服先行，由劉墉穩住和珅。和珅、劉墉、諾穆親三位欽差大臣則於四月初四日離京，前往濟南。
和珅果然對乾隆皇帝的意思領會得很好。和珅判斷，劉墉必然會和自己的想法一樣，力保國泰過關的。不管怎麼說，劉墉也是國泰父親的老下級嘛！
於是，和珅在去山東的途中就把工作的重點放到了教育防範錢灃上了。他一方麵極力袒護國泰，一方麵威脅錢灃不要認真查辦。結果，錢灃仍堅持秉公辦案的立場，絲毫不懼恐嚇。
和珅看到一計不成便又施一計。他秘密通知國泰事情的前因後果，讓他迅速做好防範。國泰知道消息後，趕忙向境內商人勒借銀子存放庫中，湊足了庫銀數量，暫時掩蓋了虧空。
而此時的劉墉，居然一改平日小心謹慎、不敢得罪和珅的態度，一路上經常與錢灃秘密商議對付和珅、國泰等人的對策。
根據分析，促成劉墉改變自己平日形象的主要原因應該有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乾隆皇帝連續幾封六百裏加急聖旨起到了作用。其實，這是劉墉對乾隆皇帝真實想法的誤解造成的。劉墉在這點上可謂聰明一世，糊塗一時。
第二，劉氏家族家傳的工作作風。劉墉的祖父和父親一直都是極為清廉，對貪官汙吏一直是嫉惡如仇的。劉墉在心底裏也有著這個方麵的基因，隻是不在合適的時機不敢表現出來。
第三，輿論的強大影響。這次彈劾國泰非比往常，前有大學士阿桂、大將軍福康安聯名彈劾，後有江南道監察禦史錢灃繼續追查，勢頭實在是太猛了，連皇帝恐怕也保不住國泰。這也正是自己露臉的好機會。
劉墉就帶著這種極端“錯誤”的想法走上了“與錢灃配合、與和珅作對”之路。
他們一行到濟南後，國泰恃和珅庇護，氣焰甚高，竟當麵罵錢灃“是什麼東西”。此時和珅一言不發，劉墉迅疾抬出欽差公文，並命人打了國泰的耳光，方將國泰的氣焰壓下。和珅指使抽查曆城縣庫銀數十封之後，斷言無缺，起還行館，想草草收兵。而劉墉與錢灃堅持封庫，明日細查。在次日的查庫中，發現銀色不一，顯然有拚湊充庫，以應檢查的勾當。接著又抽查了章丘、東平、益都三州縣，庫銀皆虧缺。
劉墉將國泰和於易簡擬罪當斬，皇帝改為“監候”，逮係刑部獄，同時令繼任巡撫明興查清全省庫銀虧缺數目。經明興核查，國泰、於易簡在官山東時，州縣庫銀總計虧缺二百零六萬兩之多。這其中，國泰通過濟南知府馮埏勒索屬員之銀為八萬兩，加上其他索賄可達二十餘萬兩。於易簡和省內各府州縣主管官員也從中大肆侵吞，因此本案涉及的官員眾多。最後結案，乾隆帝以不欲複興大獄、格外開恩為由，諭令有虧空的各府州縣官員仍留本任，給以二三年之限，自行彌補虧空，若複因循延宕，則必從重治罪。最終是和珅極力營救犯官無濟，皇帝賜國泰、於易簡獄中自荊
這一案使和珅勢力首次受到沉重打擊，朝廷內外為之稱快。劉墉奉命查辦此案，排除和珅庇護幹擾，堅持原則，秉公辦案，得到乾隆帝的讚賞與支持，劉墉這種敢於同寵臣較勁的勇氣在當朝是不多見的。
到了乾隆晚年和太上皇時期，和珅大權在握、出納帝命之時，劉墉也隻好謹言慎行，不敢輕舉妄動，與和珅保持若即若離的狀態，這又是可以理解的。那時太上皇乾隆雖然歸政，但“大事還是我辦”。三十七歲登基的嘉慶帝實際上是個實習生，並無實權。嘉慶帝早已認清了和珅的嘴臉，無奈皇父十分寵信，也不敢直接去觸動他，而采取了以待時機的“韜晦之計”。嘉慶帝尚且如此，那麼，我們又能渴求劉墉對和珅做出些什麼？三、劉墉真的是清官嗎？
劉墉為官，無論在地方，還是在中央，一貫廉潔自律、潔己率屬，堪為無華之臣、廉潔自律之表率，素獲清官之美譽。
劉墉在當時政治腐敗，官僚隊伍普遍存在貪汙腐化的大背景下，卻能保持乃祖乃父的廉潔樸素的家風。乾隆中期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封建政治的全麵腐敗，大小官吏無不以積聚財貨為務。如僅乾隆四十六年甘肅冒賑侵貪案貪汙二萬兩的大員就有二十二人之多。劉墉多次主持鄉會試和國子監事務，任吏部尚書多年，卻能廉潔自持，布衣蔬食，安之若素。劉墉反對奢華鋪張，而當時高官朝臣奢靡之風已成時尚，“其衣冠敝陋、悃幅無華者，人皆視棄物。”劉墉對此不以為然，甚為反感。常常 敝衣惡服，徜徉文武百官之中。有一次，在一個風雪交加的日子，劉墉得知和珅應召入宮，就搞了個惡作劇。他“特先迎跪於路”，說曾過府賀歲不遇。和珅出於禮節，不得不進行答拜，弄得滿身汙穢。
嘉慶五年前後，山東發生饑荒，老家的人給時任大學士的劉墉寫信，希望得到他的幫助。而劉墉也隻是安慰一番而已，他在信中說：“豐年偏在一方，而吾縣適逢其會；貧富萬有不齊，而吾家乃大不富，或相倍蓰，或相什佰，無如何也，惟當寬綽心胸，以安貧窶之常；開闊眼界，以念荒歉之苦。蓋歲歉之處，富者不能獨樂也。說之似乎無謂，然他亦無能說者。”在另一封家信中，劉墉談到了他京中房屋破壞後的修繕問題，說隻能花一千兩修理南院，北院隻消二三百兩，“然暫緩之，力不足也”。一個貴極人臣的大學士卻負擔不了千餘兩的花銷，比之當時動輒數十萬的官僚來說，簡直難於讓人相信！
嘉慶九年七月，劉墉奉命前往江蘇為母親祝壽時，盡管貴為大學士，卻仍是殘衣破靴的打扮。這種情形著實令人感佩，故道光《諸城縣誌》等稱他“砥礪風節，正身率屬，自為學政、知府時即謝絕饋賂，一介不取，遇事敢為，無所顧忌，所至官吏望風畏之”。正是他這種廉潔正直的作風與當時極端腐敗的社會政治現實形成的鮮明對比，從而使他贏得了渴望清明政治的老百姓的衷心愛戴，人民便以各種方式來歌頌他的有關事跡。在他活著時即已流行的彈詞《劉公案》就是其中的一種，清代許多有關傳說的出現，也是這個原因。正如明代清官海瑞的事跡 被引入戲劇、文學等體裁一樣，反映的是老百姓渴望政治清明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