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輪我去守靈，和其他兩個堂叔和一個堂兄。四個人，一邊兩個分坐在棺材前，屁股底下是麥秸做瓤的蒲團。棺材前燒著長明燈，還有一隻火盆，隔一段時間就要燒幾張火紙。燒紙的事由那位本家堂兄幹，我怕燒紙。我念小學的時候，大爺去世，按規矩我該在大爺火化之前給他老人家燒一刀紙，任爸媽拖著我把火紙塞到我手裏我也不幹。不是不願意，而是恐懼，我大爺爺特別疼我，好東西在被窩裏能藏上好幾天專等著我來吃，可我就是沒去給他燒那刀紙。多少年我也沒明白恐懼何來，隻記得當時沉重灰暗的現場，大爺一身黑衣躺在地鋪上，一張紙遮住臉，那也是秋天，那個下午在我記憶裏是冷的，想起來就不自主地打哆嗦。不燒紙的習慣倒是留了下來。
現在，堂兄燒紙，一個堂叔對著火盆念念有詞。外麵是浩大的鼓樂聲，風掀起門簾，各種樂器的聲音一一進到棺材前，盆裏火光搖蕩。脫衣舞是不敢再跳了，競爭還在，人群的吆喝此起彼伏。我隻聽到了一曲《十麵埋伏》，應該是小頭的獨奏，此後就被各種西洋樂器和土洋結合的歌聲淹沒了。
我們麵對麵聊天。先是兩位上了年紀的堂叔曆數這兩年死去的人，慢慢就說到了鬼故事。誰誰晚上插秧見了鬼，誰誰走親戚回來遇上鬼打牆，誰誰照鏡子看見一張鮮血淋漓的臉，誰誰半夜裏醒來，發現男人不在了，從此丈夫消失不見了，誰誰聽見路對麵有人叫他，他跑過去，對方沒了，卻發現自己走入了水裏，膝蓋一下都是涼的。後來堂兄聽怕了，讓說點別的，就聊到了北京。他們要聽我說。其實我對北京也陌生，大白天常常迷路。但一位堂叔說，就說國家領導人，你常看見，你說，我們都信。搞得我像一天三頓飯都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吃似的。我真誠地告訴他們，領導人我還真一個都沒照過麵，說不了。
“那就說說中南海、故宮、長城，實在不行，烤鴨吧。”
烤鴨。說真的，我不愛吃那東西。“還是下次帶幾隻回來，你們自己嚐嚐吧，”我說。別的我也說不來，關鍵是這種地方說這些我有心理障礙。頭一次給長輩守靈，我覺得坐在這裏應該一聲不吭。他們不同意，守靈不是把祖宗冷清清地晾著，而要讓他們知道，誰都沒忘記他們，有新鮮的、熱鬧的、好玩的，一例也讓他們分享。這規矩我的確不懂。
堂兄說：“鬥地主吧。”順手從孝服底下摸出兩副撲克牌，打開了攤在手心裏在我們麵前巡遊一圈，“從南方帶來的！”每張撲克牌上有一個隻穿內褲和皮靴的金發女郎，現在的整容和染發技術很高，我也分不清這些風騷的女孩是進口的還是國產的。
一位堂叔抽出幾張歪著頭看了看，說：“老了，這東西看不動了。”
堂兄說：“鬥不起來？來點彩頭呢？”
另一位堂叔咳嗽一聲坐直了，“這倒可以試一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