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傳承積累的傳統文化遺產依托於圖書，如果圖書不加部分類次，則既不便保存、流傳和傳遞，又不利於繼承和使用。所以，曆代王朝都對圖書實施一套收集、整理、編目、典藏等措施。其中整理編目是很重要的環節，而分類又是整理編目的基礎。中國的圖書分類建基於學術分類，在《左傳》中曾記有楚靈王稱讚他的大臣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的學識，而孟子所說的“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則表示大類下的分目。秦朝的圖書，據知至少有國史、詩、書、百家語、醫藥、卜筮、種樹、法令等八類。漢朝由於積極求書，所以國家藏書量激增，漢武帝時已有“積如丘山”的感慨。漢成帝更於河平三年（前26年）進行過一次大規模地全麵整理圖書工作，派著名學者劉向主持。劉向第一次提出圖書分類的六分法，即按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分為六大類。在整理過程中，劉向與其子劉歆共同先後完成的《別錄》和《七略》是中國最早的提要目錄和分類目錄，比西方的圖書分類法早千餘年。後來又出現過四分、五分和七分等分類法。唐初修《隋書·經籍誌》始正式確定了經史子集四部分類，一直為後世所沿用。
傳遞傳統文化的主要目的，在於流通與傳播。中國圖書在國內的流通開始很早。官藏從秦漢以來，一直進行有限製的開放，在特定範圍內流通；私藏則往往通過贈與、借閱和傳抄等形式流通，至於作為商品上市，則從東漢已開始有書肆的記載。曆代亦都有書坊、書鋪和書販，承擔著國內的流通任務，而更值得重視的是域外流通。域外流通使中華傳統文化得以流布四方。周邊的地區和國家來求書購書的已多見記載。日本在八世紀所編的《日本國現在書目錄》就記載唐時日本已收有漢文圖書近兩千種，其中包括醫學、詩歌、禮儀、曆書、科技等內容。朝鮮亦曾派人來中國搜購白居易和張鷟的詩文。明永樂時，鄭和多次奉命出使東南亞和東非，贈送圖書器物，宣揚中華文化，更是震爍古今的盛舉。這對友邦國家和友鄰地區的社會生活和科學文化的發展都有重要的影響。
為了使國人能通過閱讀圖書，世代相傳地繼承和吸取豐富的傳統文化遺產，首先要識字和掌握最基本的文化知識。於是從秦漢以來，逐漸形成一套較完整的啟蒙讀物，承擔傳遞和灌輸傳統文化知識的任務，在幼童中進行文化奠基工作，稱為幼學。這些啟蒙讀物最普遍流行的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三百千”和雜字等等。這些啟蒙讀物，在過去的時代，幾乎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從中接受識字教育和文化基礎知識教育。在完成蒙學教育之後有些人便開始接觸以儒學思想為主的各種學識，進而瀏覽涉獵於傳統文化主要交彙點的經史子集之類的圖書，以吸取和傳遞傳統文化。
作為傳統文化主要依托的圖書，其數量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不斷發展而日益增加。這對弘揚和傳遞傳統文化，固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給收藏、省覽和翻檢卻帶來不可避免的困難。於是從魏晉以來，就出現了類書、叢書等圖書再編纂活動。首先出現的是編纂資料彙編式的類書，最早的類書是魏文帝曹丕組織編寫的《皇覽》。這部八百餘萬字的大書，雖全書已佚，但卻開啟後世官修大書之端。這一編纂方法，對收藏、利用、保存、傳遞傳統文化有重要作用，並在某些方麵具有百科全書的性質。以後，梁有《壽光書苑》；北齊有《修文殿禦覽》；唐有《藝文類聚》、《群書治要》；而宋的《太平禦覽》、《冊府元龜》，則是千卷大書；明有《永樂大典》；清有《古今圖書集成》，篇帙更多達一二萬卷。叢書為群書之府，南北朝時的彙集地記，和宋初的編纂佛藏等屬於專科性叢書，而宋代的《儒學警悟》和《百川學海》則屬於綜合性叢書。明、清兩代叢書的編纂，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超越前代。尤其是清乾隆時所編纂的《四庫全書》更為突出。它不僅豐富了國家藏書的複本量，並對中國兩千多年封建時期的文化遺產進行了一次係統的整理與總括。雖然為了維護和加強其統治的政治目的而對中國傳統文化遺產有所損傷，但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保存和傳遞，仍具有重要的曆史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