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銅器上刻字這種風氣，一直沿用到西漢時期，從傳遞文化的角度講，最重要的是周朝到戰國時期的青銅器，因為這時期的青銅器，大多刻有文字，有時還很長，對於我們今天研究文化史有重要的價值。如清道光末年在陝西岐山縣出土的毛公鼎，就是西周宣王（前827—前782年）
時期鑄造的，鼎腹有銘文三十二行，連重文共四百九十九字，是現存銘文最長的青銅器，內容記述了周宣王誥誡和褒賞其臣下毛公之事。又如清乾隆中葉出土的散氏盤，是西周後期的青銅器，有銘文十九行，三百五十字，又名夨人盤，記述夨人將大片田地移付於散氏時所訂的契約。上世紀五十年代，陝西扶風的一個窖穴裏出土有銘文的青銅器七十四件，其中“史牆盤”銘文二百八十四字。這些文字比甲骨文字成熟程度似乎更高些。
這些青銅器的花紋和形態非常優美，冶金鑄造也很考究，是研究古代藝術和工藝的極寶貴的資料。它們上麵的銘文，反映了古代政治、經濟等方麵的很多情況，是研究我國古代曆史的重要材料。
對於青銅器上銘文的研究，我國從宋代開始就成為一門專學，出版的圖書也很多。目前收集銘文較多的書籍有羅振玉等編的《三代吉金文存》，陝西考古研究所等編的《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考釋方麵的專著有郭沫若的《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西周金文辭大係》和容庚的《金文論》等。
青銅器本身有其固有的用途，銘文是附加在上麵的。所以，青銅器和甲骨一樣，雖然可以利用它的銘文，研究古代社會文化，但它本身很難隨意移動，還不是正規的圖書。
文字產生以後，還有一種載體，就是石器。古人曾努力尋找一切可以書寫的材料來記錄重要的事情。他們發現，在石頭上刻字比在鍾鼎上鑄（刻）字容易得多，而且也能夠多載。所以，刻石就成了保存和傳遞文化的重要形式之一；《墨子》書中就有“鏤於金石”的話。
中國現存最早的刻石是秦國的石鼓，它是唐朝初年在陝西天興縣（今陝西寶雞市）出土的。石鼓共有十個，各刻四字詩一首，歌詠秦國國君遊獵情況，因而又稱為“獵碣”。它的字數最初有六百多個，現在僅存三百二十一字，書體為秦始皇統一文字以前的大篆，曆代的學者們對其書法評價很高。經研究，近代學者公認它是秦國的石刻。至於刻於何年，目前尚未確定，多數認為是秦文公時期的遺物，距今已有兩千七百多年。
像甲骨、鍾鼎一樣，石鼓刻辭盡管帶有文學色彩，但它的主要目的不是用來傳播文化知識，而是為了紀念或表揚，所以也難以流傳。因此，它們也不能算作正規的圖書。
此外，古人有用玉版作文字載體的情況。將文字刻於玉版，始於何時，我們已無從知道，但至遲在商朝後期已用玉版為載體來記錄事情了。《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明秦始皇時期，秦朝廷中儲藏著不少用玉版記錄的檔案材料。考古發掘也證實了玉版的存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山西侯馬晉國遺址中，出土了寫有文字的玉片和石片，總數有五千多件，其中三分之一為玉質，三分之二為石質。它們的形狀大多是上尖下方，最長的三十二厘米，寬近四厘米，厚將近一厘米。小型的一般長約十八厘米，寬不到二厘米，有的薄得像紙片。上麵的字是用毛筆朱墨文書寫的，這是我國春秋後期遺留下來的珍貴文物，是目前所見較早的朱墨文字真跡。由於上麵記載的是一種盟誓，同時又出土在侯馬，所以叫做“侯馬盟書”。經考古學者鑒定，認為它是距今兩千五百多年的晉國貴族趙鞅所主的盟約。但它隻是檔案，而不是正式的圖書。
甲骨、鍾鼎、石鼓、玉版從嚴格意義上說，由於不能流動、傳播而不能稱為正式圖書，但它們確是在簡牘出現前，發揮過傳遞和傳播文化的重要作用。